“陛下！请陛下速开朝议，共商御敌方略！沈阳存亡，系于一线啊。”群臣呼声汹涌澎湃，已不再仅仅是请求，更带上了几分逼迫的意味。
紧接着，一个尖利的声音仿佛“不经意”地响起，在嘈杂中却清晰异常：
“熊廷弼此人，乃是陛下先前不避物议，一力保荐，委以经略辽东之重任。今其竟悍然于沈阳城下，与奴酋主力正面对垒，行此倾国豪赌。”
“未得圣旨，罔顾兵部。如此重责，如此险棋，陛下岂可再独处深宫，闭门拒谏？此非独为熊廷弼计，更关乎陛下之知人之明、用人之道！关乎社稷天下之安危啊！”
这话如同淬了毒的匕首，在群情汹汹之下悄然递出。
表面是忧心国事，痛斥熊廷弼专断，其内里，却是借质问熊廷弼“专权妄为”之名，行攻讦皇帝“用人失察”之实！
这已不是简单的请求商议军情，而是借熊廷弼之事，利用沈阳危局，试图迫使皇帝“现身”于朝堂众目睽睽之下，公开解释其决策，甚至承担“用人失当”的责任，同时削弱其乾纲独断的权威！
朝堂之争，终于借着建虏大军压境的阴影，图穷匕见了。
然而，乾清宫旨意再令愕然：
“着内阁首辅方从哲、内阁辅臣李邦华、周嘉谟、兵部尚书孙承宗、户部尚书毕自严，即刻乾清宫觐见。余者各归其位，不得喧哗！”
只召核心重臣，皇帝再次绕开喧嚣朝堂。
这也是朱由校的智慧所在，他深知，若置身于那数百朝臣的汹汹物议之中，与那些自诩经国济世、动辄以祖制礼法相胁的文臣清流争辩周旋。
非但徒费口舌，更易陷入其精心编织的言路罗网，被其以“众议”、“祖制”之名裹挟，徒耗精力于口舌之争，于国事无补。
与其陷于无谓之争，不如执掌枢要！
大事开小会，小事不开会，此乃其驭政之要诀。
将真正关乎国运的决策，置于这寥寥数位心腹股肱之间，密室而谋，乾纲独断。既保决策之高效，又避群议之纷扰。
而这一切的底气，源于其牢牢握于掌中的绝对力量。
兵权在握，则万般非议皆不足道！
当帝国的命运系于那风雪中奔袭的铁骑洪流，当京畿的安危系于那新铸的系统精锐，当内帑的丰盈能支撑起变革的基石……
那些朝堂上的鼓噪与质疑，在冰冷的刀锋与绝对的实力面前，终究显得苍白而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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