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牧这个问题极为刁钻，直接将抽象的“国策”拉回到了具体的“民生”层面。
反对海运，似乎就成了反对让百姓吃饱饭，反对平抑物价。
一位老儒忍不住驳斥：“荒谬！海运飘摇不定，岂能作为倚仗？”
“若遇风浪，颗粒无收，岂不酿成大祸？”
赵牧立刻反问：“漕运便无风险？黄河改道，运河决堤，史上罕见吗？”
“为何漕运风险可承受，海运风险便不可控？”
“无非是一方驾轻就熟，一方尚在摸索。”
“然，因噎废食，岂是智者所为？”
赵牧这话逻辑清晰，却用最简单直白的道理，将对方驳斥的立足点一一瓦解。
既不引经据典，只谈实际利弊，反而让那些习惯了空谈大义的文人一时语塞。
“海运并非要取代漕运，”赵牧最后总结道，“乃是多一条路，多一种选择。如同人行于世，岂能只靠一条腿走路？”
“漕运为国之根基，当革除积弊，精益求精。”
“海运为开拓之翼，当鼓励探索，稳健前行。”
“唯有二者并行不悖，互补短长，方能使我大唐货殖通衢，血脉畅通，国富民强。”
说完，赵牧拱手微微一笑，“当然，此乃赵某一点浅见，让诸位见笑了。”
说罢便也不理其他
他这番话，既肯定了漕运的地位，又点明了海运的价值，格局宏大，立意高远，完全超脱了一个商人的视角。
园内再次安静下来。
许多士子陷入沉思，连之前挑衅的人也不由自主地收敛了轻视之色。
崔刺史脸色变幻，他发现自己精心准备的议题，竟被这个“商人”用如此朴实又犀利的言辞，搅得七零八落。
就在这时，一个一直沉默地坐在崔刺史下首，面容清癯，目光深邃的老者缓缓开口，他并未看赵牧，而是望向崔刺史，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权威：
“崔使君，此子之言，看似有理，实则包藏祸心。海运若兴，必使朝廷倚重商贾，长此以往，商人恃财而骄，干预国政，礼崩乐坏不远矣！且东南赋税若改走海路，则运河沿线百万漕工衣食何依？若生民变，动摇国本，其罪谁当？此乃取乱之道！观此子言行，巧舌如簧，蛊惑人心，恐非单纯商贾，其心……值得深究啊！”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
这顶“包藏祸心”，“取乱之道”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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