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了同样的缘由。儿媳的话可以不信，儿子的话不能不信呀！但吃不到肥肉实在是难受，老太太来不讲理的了，说她不管肥肉对身体好不好，但不吃肥肉反正是不行，除非让她死。
对此，晚年的俞大綵曾回忆说:“孟真侍母至孝,对子侄辈,也无不爱护备至。太夫人体胖,因患高血压症,不宜吃肥肉，记得有几次因我不敢进肥肉触怒阿姑，太夫人发怒时，孟真辄长跪不起。他窃语我云：‘以后你给母亲吃少许肥肉好了。你要知道，对患高血压症的人，控制情绪，比忌饮食更重要。母亲年纪大了，别无嗜好，只爱吃肉，让她吃少许，不比惹她生气好么？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舍辛，抚育我兄弟，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
母亲受凉、吃坏了东西，发烧、腹泻，不是什么大病，次日晨已烧退、不泻。但他不敢大意，1934年10月30日写信向丁文江、史语所代理所长李济致歉，“如此情形，弟决不能上路也”，“若今日上路，亦非人情”，依然在家多呆两天陪伴母亲，同时表明没有闲着，也在赶活工作。
还有一次，傅斯年到南京、上海出差十天，原计划返回北平路过济南时停一停。结果还是没下车，原因有二：史语所有公务；老母亲不在济南。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京空袭日频，傅斯年由于负责中央研究院各所的搬迁事宜，无暇顾及家庭，更无力陪侍老太太避难同行，特委托一位下属和两个侄儿负责保护母亲转移至安徽和县暂住。
南京沦陷,傅氏辗转来到重庆后不久，两个侄儿来见，傅斯年以为家人顺利脱险，十分高兴。当侄儿述说祖母没有逃出来时,傅斯年大怒，当场打了侄儿两个耳光。
随后，千方百计令人把母亲于战祸连绵的安徽接了出来，辗转20余天由陆路逃至汉口,最后抵达长沙。
此时老太太年已70余岁的高龄，傅斯年每言及老母逃难事,总怀歉疚之情，他曾对同事说:老母“幸能平安至后方,否则将何以面对祖先？”
后来,史语所由长沙迁昆明，傅斯年把母亲接到重庆，安置在歌乐山下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与弟弟傅斯严(孟博)一起生活,费用全部由傅斯年负担。
1941年春傅斯年因身体过于肥胖又患有高血压症，整日奔波操劳，遂使病情加重，不得不住进重庆中央医院救治。
几个月后,傅斯年终于出院，回到重庆郊外的家中体养。
意想不到的是，傅斯年出院了,他的老母却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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