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研究的讲授，来宣传贯彻他的治史主张和方法。
在“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一课的课程纲要中，傅斯年写到：“此科所讲，大致以近年考古学在中国古代史范围中所贡献者为限；并以新获知识与经典遗文比核，以办理下列各问题：（1）地理与历史；（2）古代部落与种姓；（3）封建；（4）东夷；（5）考古学上之殷夏；（6）周与西土；（7）春秋战国间社会之变更；（8）战国之大统一思想；（9）由部落至帝国；（10）秦汉大统一之因素。”
在“汉魏史择题研究”一课的课程纲要中，傅斯年和劳幹将授课内容分为八个大的方面，即史料解题、秦、地理、政治与思想、制度、兵事、社会、四裔等，每个大的方面又包括若干小的方面。
史料解题是傅斯年最为重视的，因此列为首要的方面，其中又包括六个具体的方面：“（1）史籍；（2）汉晋人著述；（3）金石；（4）后代人有关之著述；（5）新出史料；（6）西洋人著作。”
从上述两门课的课程纲要，可以看出傅斯年对扩大史料范围，利用新史料、新知识来进行历史研究的重视。这是傅斯年治史主张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也是他力图要向史学系的后生学子们灌输的主要观念。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史语所和北大史学系逐步建立起了紧密的学术关系。在此过程中，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起了关键作用。这种紧密关系的建立，不仅仅体现在人事上，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北大史学系课程进行改造，使它在学术精神上与史语所达到了一致。北大史学系和史语所事实上成了傅斯年实现其“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史学理想不可或缺的两个学术阵地。
史语所和北大史学系建立密切学术关系最重要的结果之一，是使得“史料学派”的治史主张和方法，得以在北大史学系生根、发芽，从而使北大史学系的学风在20 世纪30年代前后，发生迥然不同的变化，并且对此后数十年北大史学系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不但自己，傅斯年还动员史语所的其他人员到北大历史系授课，他这样做还有个更深远的考虑。史语所迁平后，由于有了较好的发展条件，傅斯年必须为史语所的长远发展打算，有意识的培养后备人员。
高等学校里集中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学生，从中可以选拔顶尖人才，充实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队伍。这便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傅斯年的“拔尖主义”。
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后来都到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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