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明确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学术宗旨，一九二八年五月，傅斯年撰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以研究所筹备处的名义刊登在十月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
在史学界，有个公认的观点，对于中国近代史学，有两篇文章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一，是一九零二年梁启超所发表的《新史学》；另一，就是傅斯年（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前篇系开风气之先，后篇则是近代史学的宣言；两者对于日后中国史学的发展影响，是既深且远。
在”旨趣”中，傅斯年首先通过对于欧洲历史学、语言学研究状况的简要介绍，揭示了这两门学科的内容、范围、方法和研究宗旨。
他“写道”：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在这里，傅斯年开宗明义便反对“著史”，因为在他看来，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傅斯年立意打破中国春秋笔法和文史合一的传统，于此表露无遗。他反对“疏通”，认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依此，外加的“见解”或多余的“推论”，皆不可取，甚至是“危险的事”。在他的授课讲义《史学方法导论》里，傅斯年犹一再提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的不同价值。以致民初学人之间，他格外推崇王国维和陈寅恪，其故皆因二位懂得运用中、外直接史料，创造出辉煌的成果。
对于近代的史学家，傅斯年最为推崇的是德国的历史学家兰克。
利奥波德•冯•兰克(德语原名:Leopold von Ranke,1795年12月21日—1886年5月23日,享年90岁),日耳曼族,著名历史学者。 被称为十九世纪德国和西方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用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兰克学派的创始人,近代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
兰克的《一四九四年至一五一四年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Histories of the Latin and Germanic Nations，1494-1514），向来被公认为西方近代史学的里程碑，它的序言学界尤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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