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阶层森严的第十三号避难所里，权力腐败是默认的潜规则。
军警系统中的大多数人深谙各种“捞钱”的门道。区别只在于手段是否高明，以及胃口的大小。
作为高阶警官，科勒自然也不例外。他同样需要利用职务之便获取一些灰色收入，以维持远超普通警员的生活水准。
只不过，相比于单纯的金钱，他内心深处更渴望的是权力——那种能够站在更高处，俯瞰众生、掌控他人命运的实实在在的权力。
周青峰凭借上辈子与科勒打交道的经验，早已洞悉这位警官正直外表下，那股被压抑却异常强烈的权力欲望。
但在避难所这套僵化的官僚体系里，贪污受贿或许易如反掌，但想要获得真正的晋升，突破那层看不见的天花板，却是难如登天。
因此，当科勒得知神秘的“维克多”想要借助他的警官身份和职权，去获取死者弗里茨遗留下的的巨额财产时，他几乎没有过多犹豫。
仅仅权衡了几分钟，巨大的潜在回报就压倒了可能的风险，他决定冒险与这个素未谋面的“线人”继续合作。
弗里茨死亡才过去不到半天，案发现场的所有物证，包括死者随身物品的初步封存和登记，都还在科勒的直接掌控之下。
他能轻而易举地将弗里茨的通讯卡混入了一堆待检验的杂项物证中。
随后，他以“案件关键线索需要紧急技术分析”为由，名正言顺地将其“提取”出来，并径直前往弗里茨开设私人保险柜的银行。
理论上，银行只负责为客户提供安全的保管空间，并不知道也不关心客户在保险柜里具体存放了什么。
这成了一个完美的信息盲区。
一旦保险柜被打开，作为现场唯一具有公权力的执法者，科勒便拥有了对柜内物品的绝对解释权和处置权。
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登记哪些、隐瞒哪些，甚至可以宣称柜子是空的。
就算弗里茨生前留下了什么记录或后手，那又怎样？一个躺在停尸间冰冷铁柜里的死人，难道还能跳出来指证他吗？
科勒堂而皇之的利用职权给自己签发了一份“协助调查令”，然后拿着弗里茨的通讯卡，大摇大摆地找到了相关的私人银行。
“先生，我是炼狱区警局重案组的科勒警官，负责调查弗里茨先生的命案。这是我的证件和调查令。”
科勒将警官证和那份伪造的调查令推到西装革履的银行经理面前，语气带着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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