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的铁水、机械耕地等诸多令人困惑不解的新事物，可他还是敏锐的察觉到了北海镇的治政手段。
以机械代替人力耕种，导致大批农业人口放下农具进入工场和军队，虽然耸人听闻，但也可以理解。
然而政权下乡、从大字不识的农民中培养大批不懂儒学的底层事务性官员、不搞科举、不以儒家学问为教育核心、军人识字等等，都让他渐渐明白了汪中在担心什么。那位赵王把这套手段使得得心应手，一旦其问鼎登基，天下将变成何等模样？士人的存身之地何在？
想到这些，洪亮吉顿觉不寒而栗，额头上的汗珠唰的就冒了出来。
话说在传统的“士人政治”形态中，由于“士”和“大夫”是官僚的基本来源，因此“道统”与“政统”是一体的。一旦科举制被废除，道统与政统便会随即分离，作为载体的儒家就会跟政治脱离。而“四民政治”的解体对于所有士人而言，不啻于一场天崩地裂的灾难！
千万别以为士和知识分子没区别，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本质上是儒学政治的崩塌。士人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有务本的责任，既要澄清天下，也要落实人心；而知识分子由于道政分离，某种程度上只能承担研究学术的责任。
后世的梁启超在写给儿女的信里，就展现了过渡时期士人与知识分子的心态异同。他自称那时“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自己对于国家，良心上实在过不去。”
到最后他只能采取妥协的办法，就是对政治议而不参。根都没了，能不痛苦么？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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