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出不少另真正古董爱好者哭笑不得的故事。
几年下来，姐夫项伟荣在古董上也有了不浅的造诣，看多了、听多了，这也就快成行家了。
“……那家人说是农民，很可能是户比较富裕的农民，因为他们至少还有自己的土地。
不过就算是个地主，接受教育程度也极有可能不高……”
项伟荣这会是在和亨利说话，“……我的老家在一个靠山脚面向平原的村庄，全村大概有个三四百人。我父亲就是生于1919年，家中是田地很少的农民，田地里每年的产出最多就是够点口粮。
那时候的华夏农村小孩子如果能接受教育是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很幸运，我祖父当时还兼职农村道士的职业，就是类似于美国这边的宗-教人士，每年会有比较可观的额外收入，所以当时家中还是有点闲钱。
我父亲7岁的时候被送去隔壁一座大型村庄的一处私塾就学，就是在个华夏传统的微型私人学校里读书，学习了三年后回家帮忙干农活，或者给我爷爷出门干道士活时当助手。
识字学习三年，这就已经是村子里的实实在在的文化人。
村子里同他上下年纪五六岁之间的人大概有40多人，在小时候接受过这种系统识字教育的只有3个。
至于村子里其他人，后来还是壮年时新中国成立后，在扫盲班里学的基础识字，这还是解放前华夏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的基础教育情况。
我父亲常说，在他青年时代，能看懂一份从城里带来的报纸、帮别人写一封简单的书信的人，那在农村都是非常受他人尊敬的，而他就是受人尊敬的那一批，不是睁眼瞎。
当初很多年轻人因为是文盲的原因，一辈子没到过县城的都不少，见识少，不认得这些古董文物很正常，那户人家没把这东西砸碎了卖废铜，或者请铜匠给自家打制日用铜器已经不错了，当时这上百磅青铜可能卖不少钱。”
说到这，项伟荣停顿了一下，又道：“或许那户人家其实知道这是件宝物也不一定，但那时候对一户普通农民而言，拥有重宝极有可能不是好事，反而会是种灾祸。”
张楠也在听，加了句：“就像我，获得大奖的时候，保密工作做的就像个间谍，哈哈…”
当初那个石姓古董商人看到这尊皿天全方罍，当即表示愿意出400块大洋购买。那位农民见他出重金，也长了个心眼，一边巧言稳住古董商，一边密嘱其长子，拿着器盖到附近的一所学校，去找有学问的老师问个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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