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服，通商，进行国内经济的恢复。
四十税一的赋税，对商人经济的放松等，都让大唐经济开始恢复。
除此之外，鼓励生育和官员政绩挂钩后，大唐二十年间增长了一百二十万户人口，人口增长达到五百到六百万，国力恢复到了帝国该有的基础。
同时把国家战略制定到优势程度。
重用马周、戴胄等科举出身的官员，给了天下读书人一个希望，告诉他们，你们不用害怕，科举制度不是一个摆设。
如此一来达到了封建帝国从衰落到强盛的恢复。
这一切完成后他就相当于给天下人交代了一个还算不错的答卷。
这就是现实。
他没有开创出任何开创性的制度，他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因地制宜，但这也正是他的高明之处，有些时间，与其去开创，不如去维持。
危难之时开创新的路途是正确的选择。
倘若不是危难之时，你在一切都欣欣向荣时冒冒然去打破阶级利益，开创新的没有根据，一时半会看不到利益的制度，那不就是开玩笑嘛？
或者说，你为了自己的功劳，非得建设出一个恐怖的政绩，然后你不管不顾的进行下去，那你铁定倒霉。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也是这么不讲道理。
李世民、光武都是如此，两人都没有开创新型的制度，但是两人都活了下来，两人都成了最大的赢家。
王莽和隋炀帝都进行了开创性的东西，但是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被人取其精华了。
李世民从杨广身上意识到，不是开创性的东西不对，而是看你怎么玩。
比如从隋炀帝身上，李世民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做事得快准狠，有时候多治几次标，也能治本。
假如一件事没办法快速解决，那么不妨把他变成分段解决，变成长期任务，顺带还能让自己充满斗志。
贞观四年征讨突厥，李世民选择了快准狠，抓住机会一次拿下颉利。
而面对草原，李世民并没有在当时选择全面开战，而是选择了一次一次来，对铁勒对薛延陀对吐谷浑等等国度，都选择一次又一次对战，没一次都是快速出手镇压下去，拿到最大的战争利益，然后短暂暂停战争。
这点看秦昭襄王就知道了。
昭襄王对六国采取的就是这样，在秦朝没有一举吞下天下的实力时，每次战争发动，都是获取足够的利益，让自己恢复的比对方快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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