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墨子，但他们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却在历史的强大惯性下，依然在大商形成了。与“春秋战国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招贤纳士”不同，大商招贤纳士的人才吸引计划，是李陵“高瞻远瞩”的结果。
当然，两者相同是经济上，铁器牛耕推广，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物质的丰富反过来助推了文化的繁荣，大量劳动力从土地上解脱，得以钻研学问。
在科技上，天文学，医学等科技取得较大进步。在文化上，私学兴起，形成许多学者和思想流派。
同样与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社会大变革不同，大商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前者还需要将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
而大商的士在社会身份上，本身就有相对独立的地位，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宝贝，李陵有清醒的认识，重视人才的他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
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
而且李陵不仅重视人才，还注重培养人才，重视教育。他知道不仅是大商，就是更发达的汉唐，也存在知识垄断现象，这令李陵十分痛恨。这样不仅导致人才少，而且会形成门阀政治，皆因人才出于垄断知识的高门大户。
夏商周时代，学校都是官府的。《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
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章学诚先生说：“三代盛时，天厂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说的就是“学在官府”的情形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
比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
李陵自然要打破这个制度，兴办学堂，广收寒门学子，让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下移于民间，这种历史现象被称为“文化下移”，致使“私学勃兴”。
大商的儒家，以六个专业人才抱团而立，六个人传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儒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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