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这个故事总结为：“使鸡司夜，令狸执鼠，皆用其能，上乃无事。”
这就是法家思维了，对于官员如此，对百姓户籍，同样如此。
秦国从商鞅变法，给社会各类人员划分籍贯后，就规定什么籍贯的人，就应该干自己本职的工作：
士伍种田打仗，百工制造工具，商贾贩卖有无，官吏好好管理地方。
所以在秦国官府眼里，若是一个士伍不好好种田服役，而整天琢磨机巧、赚钱，那就好比猫儿不好好捉老鼠，却跑去学公鸡打鸣一样。
就算你真做出了好东西，也绝对不能褒奖，若是为了一件小器物，却树立了不良的风气，给人非分之想，争相效仿，那还了得？这秦国的秩序，不就乱了么？
所以，对这种不安分的人，官府要先收下他献上的东西，笑着拍拍他的肩膀口头表扬一番，然后再狠狠地处罚此人——器物无罪，人有罪。
正因如此，秦朝时，哪怕张仪、甘茂等山东游士入秦后靠着一张嘴骤然成为显贵，秦国人却只是默默地看着，而不会动心思也学着去做游士，谋富贵。
因为他们不是专门给外国人才设置的“游士籍”，所以秦国人哪怕再艳羡，却也清楚，那条路，永远都不属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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