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一方给帝辛设立的六大罪状里，排前的便是“任用贱民为官”以及“以贱民辱贵族”。说白了就是帝辛作用下层民众为大臣，侵犯了贵族的世袭利益。故而在商帝强势力可以压服，一旦商帝稍弱便各自为政，乌烟瘴气。因此，自帝武丁以后，商王朝“圣贤之君六七作”，大部分时代商帝是强势力的。然而，帝辛继位时，由于王族的分裂和微子一派的疯狂，这些贵族亦蠢蠢欲动。
而整个商族，由于数百年的兴盛，疲态尽显。奢侈享受、贪生怕死，自私短视，“朋家作仇，胁权相灭”，一派衰落腐朽的八旗模样。而且，商族好酒之风甚盛，自商帝、王公大臣以至庶民，无不酗酒成风，以至于“一国失日”。周人攻击帝辛“沉湎冒色”，孰不知这是商族整体的嗜好与行为，而“纣为长夜之钦”，在当时的环境下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帝辛再英明，亦未能脱“俗”。
在如此情况下，商王朝中央已对周边的诸侯方面失去控御能力。诸侯方伯时附时叛，时时骚扰、袭击，尤其是东夷，竟多次涂入王畿掳掠。东夷原本商王朝盟友，后虽有龃龉，但不为大害。但自武功赫赫的帝武丁惩灭坐大的方伯大彭。豕韦后，东夷再无人可制。虽武丁一朝服贴，但给后世商帝留下隐患。帝武丁可谓为一时之忿而自毁长城。因此，六七帝而东南不宁。自帝武丁迄帝辛，对东夷用兵就未停过。而在西边，周人自帝武乙时已渐孳大。《竹书纪年》中的帝武乙“狩于河、渭，大雷震死”的记载相当奇特。现代人多数怀疑帝武乙的真正死因，但绝对与周人脱不了干系。至帝文丁，周季历继续骄横征伐，被帝文丁所杀、至帝辛时，周侯昌变本加厉，已成西方大患。
这就是帝辛继位后的局面，一个内部四分五裂、外部群强环伺的老大帝国。帝辛继位后的措施，因史料缺乏已以全面描述。但根据现有的简略记述，综合起来可勾勒出一个大致轮廓：一是对内部的驾驭。帝辛一方面对四分五裂的内部庞大的反对阵营进行分化、打压，不惜采取高压手段，或杀比干，囚箕子，逐微子，另一方面，提拔外来逃臣中的飞廉、恶来为将，牢牢掌握军队。此二人亦不负帝辛重望，飞廉为伐东夷统帅，商亡后仍坚持战斗，直至战死。而恶来更是战死于牧野。至于内政，用费仲以对抗诸方势力。二是以战功稳局势，树威望，凝人心。帝辛即位元年即命九侯、虞侯，邗侯——这与周人历史命周侯昌为西伯要早五十年，而且原因、目的均不一样。四年，大搜于黎——即《左传》所谓“帝辛为黎之菟而东夷叛”者，在西边举行军事演习以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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