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方青铜冶铸术的一个特点是红铜与青铜并用。红铜器也称紫铜器，一般也认为是冶铜原始阶段的特征，可是，在青铜冶铸水平高度发达的虎方，商周时期仍很盛行。如湖南出土的大铜铙、江西吴城出土的铜鼎足等器物，铜的含量都在90%以上，有的甚至超过99%，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大钺上还使用了错红铜装饰工艺，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错金技术实物。红铜熔点低，难以成形，虎方先民却制造了造型精美，器型高大的红铜器，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已掌握了很高的冶铜技术。
殷人对觚爵的迷信程度，众所周知，但是在虎方发掘的器物中，缺少觚爵类酒器，从深层向我们表明：虎方与中原殷人并非同族，分属不同的政治集团，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
进入商代晚期的虎方，已产生了国家政权，统治者为了加强和神化自己的统治，引进了中原地区的礼仪制度，礼器便是统治者通过对祭祀的独断实现神权统治的保障。
文字是人类文明产生的重要标志，商代的虎方，已有自己的文字系统。其构形与结体方式与同期中原地区甲骨文、金文中的同类字完全相同，属同一文字系统。
在夏末商初，中原文字传入此地，使这里的文化开始发生变化，至商代晚期，中原文字系统已在这里推广，为下层人民所接受。
综上所述，在彭蠡以西、洞庭以东的平原地区，继“三苗”而起的是虎方文化。虎方的陶器群、铜器群与中原商文化有质的差异，无论是下层群众使用的陶器的组合，还是上层统治者使用的青铜礼器的组合，都与中原殷商民族习惯的组合明显不同，这种差别并不是同一种文化空间分布上的差异，而是创造这两种文化的主人所遵循的礼制不同的写照，是民族同共体不同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虎方文化不是商文化，至多只能称为商代文化。不过，虎方文化中还是带有浓厚的中原商文化因素，尤其是在青铜容器和文字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可能是虎方在上层建筑方面向中原学习的结果，这也是经济发达而上层建筑落后的民族在国家形态上的一种特征。
商代的虎方，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统治者为了加强和神化自己的统治，借鉴中原殷商民族先进的上层建筑，以适应本地区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的需要，当然，虎方统治者对中原文化的借鉴、吸收是有选择的，以不改变本地的社会风俗习惯为前提条件。虎方晚商段文化中土著因素占主导地位，这一现象又向我们表明他们已消化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因素，成功地完成了政治体制的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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