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长期不上朝，与君臣关系有很大的关系，而明代的君臣关系与言官制度密不可分。
明朝的言官主要有都察院御使和六科给事中。
御史着重监察官员和机关，属于一般监督。六科监督六部的业务，属于专业监督。一个对人,一个对事。
事实上“人”和“事”是分不开的，两者在现实中没有太大的区别，两者之间也可以互相弹劾。
这种监察机构的设置，十分高明，它解决了一个难题。
如何监督那些监督别人的人？
解决的办法是设置两套人马，让他们互相监督。这样就不会形成监察的空白和绝对的权力。
值得我们借鉴。
给事中还有封驳的权力（也就是否决权），其目的在于纠正皇帝的错误。
朱元璋给予大臣否定皇帝的权力，同时他还以法令、规制等形式，鼓励大臣直言进谏。朱元璋处处为子孙后代着想，处处为江山稳固着想，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朱元璋的祖制对后世有绝对的权威，后世的臣子在进谏时也往往以此为恃，有恃无恐，有时能达到登鼻子上脸的程度。
孟森对明朝以制度维持言官忠君之勇表示赞赏，并认为明代士气之盛，死节之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另一方面，随着理学的复兴，逐步成为正统的封建意识形态，明朝的文官们在接受了程朱理学的长期教育和通过标准化的八股作文考试后，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奉若神明，他们视名节重于生命，是标准的卫道士。
除了四书五经，他们鄙视一切知识，除了通过科举的进士，他们鄙视一切人。
在制度的保障、使命的驱使和礼教的影响下。明代的诤谏之风日甚，言官们不怕受罚、不昔挂冠而去，拼个鱼死网破，也要维护他们心目中的真理。
而官员只要被弹劾，不论是否被冤枉，就会立即主动辞职，直到事情查清为止，以示决不模楞两可的态度。
讲正气、讲名节成为明代官场文化和政治生态的重要特征，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明朝中期以后，由于人们对于名节看得过重，声誉逐渐成为一种政治资本，诤谏的动机也由单纯变得复杂，一些沽名钓誉之人，往往以诤谏为名谋取政治资本。
另一方面，明代言官虽有话语权，但职务很低，通过诤谏，可以增加能见度，从而快速升迁，一些中低级官员也越殂代庖，跟风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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