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日这两个军事协定中所谓的“防敌”，具体则是指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在西方国家主张武装干涉俄国革命之时，日本早已觊觎沙俄在东北三省的侵略地位。他们想通过与段祺瑞所签署的中日军事协定将中国与自己绑定，派遣大量军队进驻中国境内为将来取代俄国在中国东三省的势力，最终为侵略俄国做准备。
如果按照这个军事协定实行下去，中国早晚会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形势严峻，这是吴佩孚绝不会同意的。另一个直皖必有一战的原因就是以皖系为主的安福系红人的报销问题无法解决，私挪款项侵占民财到最后无法解决亏空，会被直系的吴佩孚揪住小辫子，被迫下台。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生涯，皖系的这些贪婪的官吏为了杜绝这种可能，到最后也是非打不可的。
于是段祺瑞以曹锟、吴佩孚、曹镆（曹锟的七弟，时任混成旅长，驻防杨村）等，目无政府，兵胁元首为发动直皖战争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以除奸凶而定国，安政府而保邦交”为口号，特此建立定国军负责此次征讨行为，并由段祺瑞躬亲统率，分路进剿……就在徐树铮调兵遣将的同时，保定方面，曹、吴积极备战，如同段祺瑞将主要作战指挥交给徐树铮一样，曹锟这边虽以统帅自居，但打仗的事，全由吴佩孚去管。
直军在保定举行军事会议，曹锟宣称直军任务，在于讨段讨徐，为国家驱除卖国贼，因此称为讨逆军，由曹锟任总司令，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王承斌副司令。在吴佩孚指挥之下，讨逆军兵分三路，东路自杨村进攻，由曹锟任总指挥，中、西两路的总指挥，均由吴佩孚兼任。
讨逆这一仗，必须要有个合适的名头，师直为壮，吴佩孚以讨伐段徐为首的皖系军阀卖国求荣为由，还未开战已得到不少民众支持，在先机上占了一半以上的胜算。另外，皖系军队中不乏在保定军校跟随直系军官学习过的军人，对他们当时的礼遇仍心存感激，断然不会直接同吴佩孚他们兵戎相见的。所以，此役尚未打响，吴佩孚便有胜算在胸。
与童卿卿擦肩而过的穆少凌，在五月份离开洛阳后，回到湘南便将洛阳及郑州和等河南其他城市，战略要地的侦查信息回报给了王承斌。吴佩孚经过多次战斗演进的研究，制定出了东西作战的方针。根据下一步战略需要，他们于1920年5月22日，随吴佩孚指挥的第三师从湘南北撤。
“陆远，明天我们就开拔了，虽然会路过长沙，但是听玉帅的意思好像并不打算在长沙停留，他做事向来不喜大张旗鼓，引人注目，不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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