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传统造船厂的技术水平不高，还不会修理西洋船，但是赵大贵觉得好的造船工人难得，而且自己做造船厂连木料去哪里买都不知道，什么人脉都没有，因此还是颇为心动。
不过，赵大贵此行是要到香港去的，在这边不能久待，便只在这里待三天，最后让一位姓白的掌柜留下来办理土地权证，收购一些造船厂，叮嘱他聚拢造船业的工人和管理方面人才，赵大贵带着大部队继续南下。
这位白掌柜，原先给几位官员做过师爷，善于处理涉及官府的复杂事务，之前在上海买地的时候出过大力，才被赵大贵招进商行里大用。
因为帮大贵商行买过很多土地，在上海还有“土地爷”的外号。
坐着船，继续到达厦门，按照之前的做法，在这里又待几天，见过当地的英国领事，又打探这里的生意机会。
可惜的是，厦门这边生意做得不大，也没什么捡漏的机会，据说福州的租界也很一般，贸易额极小，什么都没做起来，赵大贵便失了兴致，很快就离开厦门，直奔香港而去。
到了香港，把船在维多利亚港停泊好，找个当地旅馆，安排众人休息，赵大贵第二天就拿着名刺去拜访香港第二任总督德庇时。
赵大贵此时也是名声在外的人，就是德庇时也听过上海出了这么一位厉害的买办，还要商谈建立定期邮轮航线的时候，因此很快被德庇时约见。
这时的香港总督，实为英国在华的最有实权最高贵的官员，五个通商港口的领事，包括上海的巴富尔领事，都只是其属下的职员而已，这与数十年后上海崛起以后的情况很不一样。
香港的第一任总督是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其经历也很有传奇色彩，于1803年随军至印度任职，在1841年侵略阿富汗的战争中立下功勋，被封为男爵；
战争爆发后义律擅自从定海撤军，只拿下香港这个弹丸之地，违背了英国女皇和外相的直接命令，才被撤职查办，改派璞鼎查到中国做远征军司令；
战争结束后，璞鼎查就留在中国，成为香港总督，掌管香港和五个通商港口的所有事务，于1844年五月归国，任枢密院顾问馆；
之后于1847年出任开普（好望角）殖民地总督，1848年至1854年出任印度马德拉斯总督。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璞鼎查在跟耆英谈判签署南京条约时相当强硬，但跟耆英的私交相当不错，甚至将自己长子的名字改为耆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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