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只会说几句英语单词,表达最基本的意思,但是否符合语法等,全然不顾。
这种英语,后来又被称作洋泾浜英语,就是后来的所谓中国式英语,也比这种最简单的英语方式高明千万倍。
交谈几句,赵大贵注意到巴富尔桌上的一份英文书籍,不由念了出来:
“‘阿美士德号1832年魔都之行纪事’,哦,领事先生是在研究十年前到访中国的阿美士德号报告的资料吗?”
“是的,我们刚到魔都,对这地方所知不多,正需要参考这些。”巴富尔只是随口回答了一句,突然反应过来,不由得双目圆睁。
“你能看得懂英文文字?”
“那是自然,既然要学语言,那肯定是连文字也都学习的。”赵大贵很自然地回答,然后就明白自己说错话了。
会说语言,肯定也会识字,这在后世来讲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在这时代而言,却绝不是这样。
清朝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其中一条就是中国人向外国人教授中文,属于违法行为,要受到惩罚的;相应的,中国人学外国语言,也有种种限制。
从这一点上来讲,精通中国语言和文字的外国人还好找一些,找一个熟悉外国语言和文字的中国人,就困难很多了。
就是以刚解散的十三洋行而言,会说广州英语的通事还有一些,但这些本该专业的外语“专家”也没有一个会阅读英语文章,遑论说是会写了。
说到通事这个职位,其实是奉海关监督之命充当译员的人员,领有专业的牌照,也是洋商的许多雇员的首领。
约翰.罗伯特.莫里森在1832年的“对华商务指南”中描述过:
“通事是地位次于行商,是被称为通晓外国语言的一帮人...虽然他们当中谁也看不懂也写不出一行普通英语或任何其他外国语文。除了他们所使用的广东英语以外,什么外国话也不会讲,但是他们却是中国政府方面的传译人员...中国政府与外国人之间的翻译问题...由于广东英语这种拙劣的翻译工具的贫乏,通事们即使出于善意,也会把要表达的问题误解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赵大贵凭借现代社会十多年的英语功底,就算一百多年前的英语语法和发音跟现代有很多不同,也能把那些清廷认可的所谓专业翻译甩出几条街的。
而且,很多学英语的人士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是,中国的英文教育,更偏向于19世纪的近代英式英语,反而跟现代英语或美语差距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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