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俞亮，曾有“南徐北王”的美誉。
而耀州宋一衷其实就是宋师襄，字一衷，历任御史、顺天府尹、太仆少卿、太常卿等职。
而蒲州王湛白其实就是王道纯，其字怀鞠，又字湛白。
曾担任御史、山东巡按御史，登莱之乱时因为弹劾“主抚派”而罢官去职。
并且，他在医学一道，也颇有研究，修订过医学典籍。
所谓“三原焦氏兄弟”其实就是焦源清、焦源溥堂兄弟二人。
前者乃是宣府巡抚，因为崇祯七年后金入侵，攻占宣府万全左卫。
他便和倒霉蛋宣大总督张宗衡、总兵曹文诏一起受罚戍边。
只是幸好因为他年纪大了，象征性戍边了一段时间之后，便被放回了家乡。
而后者则刚巧任大同巡抚，幸运的躲过了一劫。
只是大同粮饷匮乏，他多次向朝廷申请拨付饷银，免除赋税，却得不到回应。
焦源溥自度后金再来，自己定不能免，干脆自我检举，辞职回乡。
而寇慎便是《五人墓碑记》所记载事件发生之时的苏州知府，依照他的资历也不是没有机会晋升一下督抚之职。
这些人个个名重乡里，叱咤一方，听起来比吕维祺所荐“河洛学士”都厉害多了。
但是身为河洛文坛领袖的吕维祺不但毫无嫉妒之心，更是大肆封官许愿，尽显宽宏大度。
你道为何？
原来这些人除了咸宁窦光仪、宗室朱谊巉二人以外，其余皆老迈不堪，正合为张顺治理陕西之事救急而已。
那焦源清年过七旬，而焦源溥、王徵、宋师襄皆年过六旬，寇慎五十九岁，王道纯年过五旬。
偌大个陕西年轻一代，竟然除了咸宁窦光仪、宗室朱谊巉以外，唯有年近四十的郝杰勉强可以一用，可谓是无人矣！
这倒不是秦地天生不如人，而是自天启以来天灾人祸不断，流寇四起，对本就文风不盛的陕西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甚至几乎相当于后世陕甘宁三地的陕西布政使司来说，整个文坛全力推举出来的领袖祝万龄，居然还要低河洛文坛领袖吕维祺半头，何其悲哉！
那祝万龄自然知道自己作为晚辈，无论是地位还是名声，都很难以压过名儒吕维祺一头。
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自嘲道：“陕西文风不盛，倒是让先生见笑了！”
“以上诸人，我会全力以赴，劝说他们出仕于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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