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其他的不正当行业在被占领的上诲也十分兴隆。卖淫业继续发展，以至汪伪政府最终对卖淫也取消了禁令，遂使上海到处是没有执照的野鸡。毒品交易同样兴旺，全国和上海都出现相似的情况。
日本于1937年占领南京之后，日本特务机关开始推行“麻醉品”政策，该政策若得到完全贯彻，每年可创收3亿元。怀揣手枪的华籍小贩为日本的麻醉品商人工作，一纸包海洛因只卖5分钱。
两年以后，据说上海的歹土有42家鸦片馆得到日本人及市政府当局的允诺，而得以合法经营。条件是必须要交纳一定的保护費。
至1939年5月或6月，歹土的赌场和鸦片馆成了伪南京政府的主要收人来源。来自不正当行业的收人每月约达374万元，其中有75万元是以“特别税”名义而进人南京国库的。较小数量交给地方行政官员。
例如，据说有两个官员每月从一个外籍人开设的娱乐场中收取5万元。海格路上的六国俱乐部每天交纳1万元以上，联侨总会交3 000元，华人总会交3 000 元，伊文泰也交3 000元。记者们估计，这些贡款达到赌场总收人的百分之五十。
然而，正在此时，东京的日本本国政府却关注起南京政权在上海控制区的犯罪、毒品和其他不正当行业的情况来。东京《朝日》发表了一篇社论，它争辩说加强南京政权的最有效办法，乃是去除中国长期存在的弊病，包括赌博和鸦片烟，它敦促日本当局强迫汪未经实施这些改革。
在此之后，日本的政客们便开始谈论“强化”南京的办法。结果，本多熊太郎大使回到东京后，公开敦促支持伪政府。这次风波的结果，增大了日本对于汪未经的压力，使之在6月访问东京期间，扫荡了上海一些过分的不正当行业点。
甚至在赴日本之前，汪未经就已命令沪西特警总署署长潘志杰，在5月 31日至6月2日期间关闭所有的赌场。陈私博市长坚决地支持这一决定。不管怎样，特工总部首领吴世宝却设法阻挠汪精卫的计划。
南京的警政部副部长邓祖禺赴上海视察这方面的工作，吴世宝热烈欢迎他的到来，包括让他在欧洲的赌博业主刚开设的一家夜总会里度过了一宵。在此，赌场总管重开楼下的轮盘赌，而楼上则玩起了“仙美得飞w(che-de fer)纸牌赌博和吃角子老虎机。
第二天，潘志杰得到消息说赌场已经重新开放他便迅速答应处罚责任者。五天之后，他亲自带队突击搜査了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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