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上海分部，于1939 年3月23日组织的“上海人民动员会“。
以“在沪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在不违法令和规章的前提下，进行军事、政治和一切抗日救亡工作”的该协会，在宣言中声称
“我们宣誓，从此将与敌寇不共戴天，展示吾族各阶级力量。不仅在郊区迫使顽敌龟缩，还吾国土！还要在租界内显示炎黄子孙英勇不屈的精神……我们之中的有些人可以从事侦察和秘密工作，有些人则可采取暗杀汉奸的行动。”
与此同时，工部局为了回应日本的要求。发了一份由总董樊克令签署的抚慰性照会。日期为1939年2月25日的这份照会，包括四点一，工部局警务处将遵循1938年7月发布的紧急法，继续对反日恐怖活动严加防范。
二，工部局欢迎日本警察机关与之合作对付恐怖活动（事实上，这意味着继续允许日本便衣警察与工部局警方一起活动）。
三，岀人租界的华人将继续受到更为严格的搜査（当然，在此情况下，是由日本便衣警察检査的）。
四，工部局警务处中的日籍空缺，将尽快地由合适人选填补。
东京海军部首席发言人、海军少将金泽说道，任命一位日本人担任工部局的警务处处长，是解决上海恐怖活动的“最佳方法”。
与此同时，日本领事馆正在准备一份答复樊克令2月25日照会的正式文书。总领事三浦感谢工部局警务处的戒备状态，宣称，日本将这份照会视作是工部局赞成未来的合作，并宣布，日本警察机关的意图是今后的“亲善”做准备。
他们确实进行了合作。1939年3月，恐怖活动明显减少，这得归功于，公共租界与法租界警方采取的非常措施。他们检査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
在4月的最初10天中，只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恐怖事件。当时，日本总领事三浦在镇压中文岀版物进行抗日宣传方面，得到了工部局警务处的帮助。然而，这种平静很快被打破了。
4月11日，伪警察局秘书主任席时泰，在离开位于公共租界内劳合路的家时，于上午9时 15分被暗杀。
席时泰，被剌时49岁，曾在日本学医，此后回到上海，成为工部局的注册医生，开设时泰诊所。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之后，席医生便成为上海警察局长卢英的秘书主任和卫生处处长，以及日本军事出版课的特别成员。
作为“与日本当局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勇敢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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