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列强与日本在公共租界控制权问题上的冲突，导致双方都采取了几个重大行动，最终在各方面因素的叠加之下，酿成了今后（明年）的珍珠港事件。
陈箓的被刺，令中国的爱国者们激动万分，包括徐恩佐他们在牢里也听说了。那时候他们已经被转移到了76号。据三个人在供词里的交代，到了76号之后的待遇和之前在虹口比，简直像是一个天一个地。
第二天，上海市民在报纸上看到了颇具文釆的一条标题《英勇男子昨夜自天而降，通敌分子立时名登鬼录》日本人则如预料的那样暴跳如雷。
继陈箓之后，他们很难找到合适人选出任伪外交部长。但是，他们却无法指责英国人在保护陈箓方面失职。
因为，即使静安寺路捕房的租界警察到达谋杀现场，工部局警务处也很快发现愚园路 668弄25号，乃是日本宪兵队管辖的地址。一旦向日本人指岀这点，他们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抱怨工部局警方没有尽早将伪外长抵达上海的消息通知他们。
在陈箓被行刺的同一天，有四个日本人也遭到袭击，其中一人重伤，因此受到日本当局的高度重视，几乎将它作为陈箓案的替代品。
四人中，一人是日军的官方摄影师（小柳次一），一个是出租车舞女盛冈允子，一个是名叫佐都陆夫的男子，以及一名日本妓女。
他们在租界的一家中国餐馆里吃了午饭，正要乘一辆出租车离开时，一个身穿中式服装的男子走上前来向车窗内胡乱开枪。盛冈小姐侥幸逃过一死，子弹擦过她胸脯右侧的肋骨。
佐都先生的右腕鲜血直流。警察向刺杀分子开了火，结果误伤了附近的一个乞丐。两个华籍巡捕与一个印籍警察一直将袭击者追到附近的一条小巷里，但他还是逃脱了。
虽然有些看热闹的人说，袭击者是个日本人或高丽人，并猜测他是岀租车舞女的仰慕者。但是，日本军事当局则把这次袭击说成是“对于和军队有关系者的预谋性袭击”。
《大陆新报》援引了 1938年1月3日工部局警务处与日军特工部的协议条款，即“日本军事当局有权对重复出现的类似情况采取独立行动。”另一些日本报纸则敦促夺取法租界与公共租界，以“最终和有效地解决上海的恐怖活动”。
美国国务院考虑到当时的形势，评论道“一方面，中国政府通过有组织的恐怖活动，显然不仅仅想恐吓为日本效劳的中国人，并貝还想使外国列强卷入与日本的纷争。”
“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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