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界陷落之前，戴老板就已经躲进了法租界。
虽然在租界内他依然希望重新召集旧部，竭力模仿谢晋元团长在上海时的壮举，积极抗日。然而他下面的许多骨干还是放弃了指挥，纷纷逃入租界避难。
当日军开进上海华界时，抵抗部队的大部分著名指挥官早就已经离开了上海。
所以，再缜密的布置和策划，也需要合适的人来执行。
整个国民政府的抗日意志无疑非常坚决。可叹的是具体到执行层面，因为下面人的忠诚度而大打折扣。
这种折扣不是简单的换算。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不说，一旦人员被俘，多数都选择投敌，从而使得之前的种种投入变成了资敌行为。
日军和汪伪政权后来干脆使用由原先国民政府军事情报人员组成的班底，利用着他们遗留下来的物资，甚至就在原来的办公地点，对国民政府的情报人员展开清剿。
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可这样的事情确确实实就在上海一直发生着。
1938年2月1日，最后一批别动队员撤出上海，临行前居然还在中文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告别信，声称他们是“为了租界居民的安全”而离开了租界。
只是即便如此，此时的上海除了陈功书领导的甲级情报站，另外还有两个秘密行动组。这两个秘密行动组的建立，来自于国民政府高层对上海通敌分子“汉奸活动”的狂怒。
蒲素现在名义上加入的军统上海情报站，现在已经被76号打击的近乎半残。
陈功书带领着情报组，一直秘密蛰伏不敢轻举妄动。但另外两个秘密行动组的针对性刺杀任务却开展的卓有成效。
哪怕行动组后期被76号的特务渗透了进去，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也制造了上百起针对汉奸特务等目标的暗杀。包括成功发起针对周凤岐、陆伯鸿和张啸林等人的刺杀行动。
相对于外来和尚秘密行动组开展的任务频频得手，上海情报站站长陈功书的蛰伏则有着诸多现实无奈。
原站长王木天的叛变，给整个上海军统的地下系统确实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作为站长他率先投敌，然后诱捕大量之前的情报站手下，再软硬兼施让他们落水。
抓贼最厉害的永远不是警察，而是他们的小偷同行。
这些军统特务落水以后，上海情报站的功能就一直陷入瘫痪，无法有效运转。
哪怕陈功书和王木天的手段差不了多少，两人都是军统内顶尖人物。只是陈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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