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对某一个目标进行攻击，然后看对手的反应，针对对手的反应见子打子。这种作法最大的恶果就是化主动为被动，开始主动出击，然后被动迎敌。对前期的要求并不多，但是随着战局的变化，则被动程度越严重，如果对手比较强劲，作战手法略加变化，即使三倍于对手，也会被对方拖累拖残，最后拖死。回首民国二十二年，国赤双方在湘粤赣地区及鄂豫皖地区多次交手，国军每次进剿，都是先敲山震虎，然后陈兵待发，静待对方在什么地方出现异动，则在什么地方出击。在井冈山，*利用国军的这种作战方式，面对十倍于赤军的国军部队，到处扇风点火，令国军东奔西堵，疲于奔命，屡次无功而返。从无数次的战例来看，进攻无效，防守无力，这种作战方式，实在是羞辱智慧。
接下来的几天，侦察连的报告让庐江的敌情更加明朗化，庐江城东军营里驻扎的是王占林团的一营，孙诚亲自出马，化装成菜商，把城东的军营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训练场、军营区、公共活动区、食堂，一一在地图上予以注明，城东军营，已经完全透明。通过侦察一再确认，王占林并不在庐江，在庐江发号司令的是倪道烺的嫡亲外甥崔元嬉。小小一个庐江，三套政府班子，一套是国民政府委任的政府班子，一套是南京伪汪政府委任的班子，还有一套是赤党桐庐党委。赤党桐庐党委转入地下，党委书记是菜子湖的刘仁开，刘仁开极善伪装，早已成了176师的独立游击大队长。至于国府委任的庐江县长，在王占林到任的第二天就回到了重庆，138师移防庐江后，县长一职的委任状落到了韦介伯的头上。
谁是真正的县长，在这块土地上的竞争已经半年，上半年，王占林占据了上风，在1941年清明节来临之季，韦介伯能不能借祖先的威风，拿回庐江的统治权，目前还是未知数。
孙诚的人在巢湖边的界桥码头看到了王占林，这个码头距离盛桥不远，镇守的是庐江守备团三营，之前码头仅能依靠小渔船，现在正在扩建，力图停下泊位更大的火船。在松软的湖泥上扎下坚实的木基，用厚厚的木头板架成桥板，伸进巢湖深处，为了加强码头的承受能力，负责施工的日军工兵部队竟然用铁轨深深的桩在湖底。
从界桥码头到庐江的马路非常繁忙，大车不断，把庐江的物资拉到码头上船送走，又把泊来的物资运回庐江，向各地分发。
侦察连忙碌了几天，也搞不明白的是王占林守备团的二营驻扎在哪里。有人认为是化整为零，负责庐江城市的治安，也有人认为是化身为警备队，负责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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