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秦钺的话，在场的佃农都很高兴。
其实想开设一家酒厂的想法，在秦钺心里存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但他要酿造的可不是唐人家家自酿的米酒，而是烧酒。
因为他发现，唐代的烧酒价格十分昂贵，大约四斤的一小斗烧酒就能卖到十几两银子，如果能够把酿造烧酒的技术搞到手，酿酒对他来说绝对是个赚大钱的好生意。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唐代的斗分为大斗和小斗，三十斤的大斗是用来称粮食的，还有一种小斗，是一种量酒的容器，当时的人们称之为酒斗，一斗酒大约四斤左右。当然也可以这么理解，虽然这两种容器都叫斗，但其实两者之间既不能相互换算，也不存在任何关联。
前面我们说过，很多现代人都以为烧酒起源于元代，这主要是受了李时珍的误导。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
李时珍的这一句话，就误导了中国人几百年，甚至早期的很多砖家也给李时珍捧臭脚。
事实上，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可以证实，烧酒最迟起源于唐代，甚至是秦汉。
不说唐代各种文献中已经有用酒瓮、铁锅、甑、铜器、石板等器皿蒸馏米酒收集酒露的记载，事实上早在东汉年间就已经有了烧酒可以燃烧的记载，能燃烧的酒绝不可能是米酒。
一些考古学家甚至在一些汉代出土文物中发现了青铜蒸馏器，一些酿酒图像砖上还画着蒸馏烧酒的画像，所以说“杜康造酒刘伶醉”的说法绝非无中生有。
就算杜康和刘伶这两个人物子虚乌有，是后世之人根据汉代传说凭空杜撰出来的，也不能据此否定中国人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发明了烧酒酿造工艺。
宋朝的法医鼻祖宋慈也不止一次指出，烧酒不但可以当做麻醉剂使用，还可以消毒。
以上列举的这些功能，无论是燃烧，还是麻醉和消毒，都是基本不含酒精的米酒所不具备的，所以可以证实李时珍关于“烧酒始于元代”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最为关键的是，一斤米可以酿出二三斤米酒，开元盛世时的一斤米还不到一文钱，如果有钱人喝的那些动辄十几两银子的酒是米酒，几乎家家自酿米酒的唐代老百姓岂不是发了？
秦钺想把农庄的土地全部从佃农手里收回，就是在为开设酿酒作坊做准备。
他不但要把土地全部收回，还要在所有土地上种植蜀黍——高粱和大麦等酿酒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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