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的北林还比较落后，虽然是市区，但是在年节气氛上其实和农村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离开了纸厂，想着自己约莫快俩月没回去了，李宪去了当地的大市场。
距离过年不到十天功夫，大市场里已经是热闹非凡；
零下三十多度的三九天，市场的大门口锣鼓喧天，民间自发组成的秧歌队在拥挤的市场通道里卖力的欢舞，向各个摊位讨着喜钱。
小贩们在地上支着简陋的摊子。什么花红果，冻柿子，冻梨，冻豆腐，冻豆包，拿起来能当兵器用戳死人的带鱼，上面印着光腚娃娃的日历，手写的对联等在后来已经不常见的东西琳琅满目。
过道上，一个个把自己浑身上下捂的严严实实的小贩，拿着上面印着美元和金元宝的财神爷画像，逢人就道恭喜发财。
想着自己现在也是买卖人，当一个小贩贴上来的时候，李宪也留了张财神爷笑的最和蔼喜人的。
虽然大市场里商品重复单一，可是每个摊子前面都是喜气洋洋的人。那里面透着的浓浓年味，却是二十年后早已消失的。
从商品极大丰富的时代回来，除了美女之外，市场里基本没有李宪能看上眼的东西。
这算是穿越后遗症。
不过在中华过年就是这么回事儿；年货不一定是要让自己喜欢，更多的是让别人欢喜。
带着这种矛盾，李宪在大市场里选了些还能入得眼的手工果子糕点，和儿时相当难忘但是现在吃起来似乎又没那么美味，有点儿过于甜腻的猫眼儿糖球。
出了市场，在挨个大街小巷游走求些过年喜钱的秧歌队的喧天锣鼓之中，又跟街面上站着四处打量，时不时跑到某个行人面前低声嘀咕一番的那种人，用现金换了一些商场的电器券。
国营商店里买了干休所那些老头经常嚷嚷憧憬的录像机，和李洁之前跟自己要过的录音机。又买了套《雪山飞狐》和几盘郭富城的磁带，李宪才觉得差不多了。
不过到了商店门口，看到一个货架子上挂着的一件红的喜人的包包袖羽绒服，他止住了脚步。
“老板，这件羽绒服多少钱？”
看着李宪手里那寻常人家根本消费不起的录像机和录音机，摊主眼睛亮了，寻思了一下，伸出一根手指，“哎呀，小老弟儿眼睛毒啊，这件羽绒服姐卖的老好了。一百块钱一件，老弟给谁买啊？她穿多大号的？”
李宪歪着头，将右手的东西放在了地上，照着自己的下巴比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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