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北京。”
“或许，白宝山出狱后能够有再次融入社会生存的机会，还可能让这个已经罪行累累的杀人犯改邪归正。但显然这次跟他13岁才上小学一样，甚至起点更低，他当时的想法就是他必须找到工作养活自己。”
“上世纪90年代正好是国企改革的关键年份，国企职工都面临下岗潮，大量下岗职工被推向社会。”
“但配套的户口制度还是很严格，就算是本科毕业,没有当地户口在城市里根本找不到正经的工作，何况是一个刑满释放人员？”
“1996年3月12日，白宝山回到北京，并带回要挟牧民得来的3包步枪子弹（75发）和50发手枪子弹。”
“那时候还没有严格禁枪，归还子弹这事也的确以我们现在看来难以理解，不过在当时根本都不稀奇，因为当时时代的原因，很多的人都会私藏这个东西，直到后来慢慢的变化，这些都是都被上交回家了。”
“被释放的白宝山显然还没完全放弃最后的挣扎，刚出狱时想:“我给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如果我能够正常地生活下去，我就不再犯罪；如果不能，我就去抢。“
“回到北京后，白宝山向派出所警察申请办理户口受阻，他不得不回到家里啃退休的老妈。”
白宝山事后回忆说：“我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跑户口，先后跑了六七次，他们就是不给我办，我认为，我已经从监狱里出来了，起码也是个公民,可派出所不给我办户口。”
“我吃什么？我不能靠父母养我一辈子，我这个要求不过分，我要生活，我对我母亲说，派出所要我送礼,我连吃都吃不上，拿什么东西送给他们？”
闵建雄叹了一口气，其实那个时候只要但凡公安局的人对待白宝山客气一点，顺顺利利的让他办完户口，他也不会成为后来的那个样子，不过那个时代就是那样，他无法出口责怪任何一个人。
90年代公安系统的僵化、傲慢、低效也是我们现在没法理解的，也许，户口最终还是可以办理下来的，但38岁的白宝山已经没有耐心等了。
“为了生存，白宝山批发了剃须刀在西单、香山、八大处等地摆摊销售，成本100多块钱，还总是被城管惩罚、没收，白宝山所有的回归正常生活努力又一次被堵死。”
“由于十几年来白宝山固执地认为自己的量刑过重，又迫切地想给孩子们挣大钱，再加上警察不给办户口、做小生意受到屈辱等事，使白宝山走上了通过暴力犯罪疯狂报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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