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的书本或媒体。他本人对于17世纪的欧洲，除了历史书上的些许内容之外，就再无其它了解。
也正因如此，相比于武力上的威慑，一次刺探性质的考察，也许更适合这个时代。但是在另一方面，已经夺取巴达维亚的现实，也要告诉他，舰队的规模不能太小，否则必定会引起荷兰人的窥探。
17世纪的欧洲是什么模样?
这是无从得知的，但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原落后的欧洲文明超越其他古文明，如此自然就有它的过人之处。怀着一颗谦虚的、学习的心态，去观察欧洲，自然可以取长补短。
如果说，这个时代的士人相比于19世纪的士人最让朱明忠的欣慰的是什么，恐怕就是他们虽然以天朝自居，但是却从不曾意淫“天朝上邦”心态来看待世界。
他们并不像满清的官员士人一样，时常以“天朝上国、地大物博”意淫着一切，以这种莫名自信建立起某种优越感，直接拒绝向各种先进事物学习的机会。即便在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开始迅速提高的西方各国迅速赶超后，“天朝上国”依旧不以为然。
在面对欧洲传来的科学技术时，他们更不会言道“奇技淫巧，坏人心术”，反倒是对其好奇不已，通过种种渠道认真学习，全不顾这些科学理论是“蛮夷传习”。
而这种开放性的心态，恰恰是两百年后，国人所没有，也是朱明忠为之欣喜的，否则那就算大明现在拥有了超越时代的科技与文明，最终还是他们口中的“蛮夷”给赶超的。由他带来的些许科技不过是延缓了这一进程罢了。因此当士人们能以一颗平常的心态来看待欧洲，能够用学习的心态学习西学的时候，这一切都让的朱明忠极为欣慰。
尤其是当远航欧洲的决定作出之后，面对未知的“荒蛮之地”，在鸿胪寺中都没有人愿意出任赴欧正使——因为在舰队返航时，正使需要留于欧洲。中都的书院之中，仍然有上百位学子以及少数一些官员主动表示，希望能够随舰队一同访问欧洲，他们无一例外的希望能够同欧洲的学者直接交流，而不再是翻阅着同文馆的翻译的书本。
对于他们的这一要求，朝廷自然没有拒绝，甚至还持以鼓励的态度，毕竟，现在欧洲在许多自然科学上已经远远领先于大明，这种直接交流，有益于大明的学术进步。
至少海外的扩张，尽管未来朝廷的主要精力依旧还是要放在本土上的，对南洋也将是分封加蚕食的政策。而且在未来的很长时间里，对外扩张的基本策略还是逐步蚕食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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