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同样也是如此，所谓的“三十税一”因为无法统计销售额，使得收数微薄，征税苦累无功。
这也带来了一个结果——实施“三十税一”的比例“重税抑商”的地方，很难收到税款，因为官府不可能统计出城中店铺的销售额，而逃税——这是商人的本能。
相比之下收市肆门摊税，依据行业、规模不等，征收税金反倒更为现实。尽管征收额度有限，且有税吏中饱私囊的机会，但却仍然可以收到一定数额的税款。只不过，在明朝市肆门摊税和交易税一样是常规税，前者的额度极低，而后者因为难以统计，所以极难征收。所以才有了宣德年间增加五倍市肆门摊税一事，目的也是为了获得税源。
只是市肆门摊税从店铺规模到行业，与二十一世纪一样，有太多的漏洞可寻，税吏皆以市肆门摊税中饱私囊，官员也以此贪墨，况且市肆门摊税本身就不高，于户部的税收中被列入“杂赋”。
真正大头的商税是什么？
是沿大运河以及内地重要关品设立的税关征求的关税——每年一百余万两关税。相比之下，直到康熙二十四年，满清的“关税”才超过崇祯时期。
在得知这个答案之后，朱明忠自然失望至极，可再失望，也要想办法充实税源，最终，他把脑子动到了煤矿、铁矿等矿产资源上。或许官府永远不可能每个店铺派一个税吏监督经营，避免商人作假帐，少交甚至不交税，但是却可以通过对煤矿的产量进行估算，然后根据估算征税——这是90年代对小煤窑的征税的办法。
这个办法看似很粗暴，但是却给江北带来了数十万两的矿税，更为大明带来了超超过三百万两的税金，一定程度上充裕了大明的财政。
“有江河的地方，确实可以通过江河运过去，可是如此没有江河之便怎么办？比如像六安府，那里的百姓就不需要煤炭吗？”
虽说有些得意，可还不至于忘形，所以朱明忠仍然没有忘记把大家请到大坝上来的原因。
“靠马车？现在官道确实一直在整修，相比过去，运输的成本确实下降不少，可即便是如此，运费仍然颇为高昂？用马车将煤炭运到三四百里外的运费又是多少？”
如此反问之余，朱明忠又继续说道。
“别说是运出几百里，就是徐州各个煤矿，将煤运往码头时，不过区区数十里、十数里，运费就已经将各矿的煤价区别开来，水路确实便通，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水路可能，没有水路的地方怎么办？”
“回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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