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正是梵高的可爱之处么？那个女孩开玩笑的一句话，他就当了真。”当天晚上陈盈在旅馆房间里将想法写进发给梁静的邮件，把自己旅行中学到的东西讲给远方的挚友。洁白的房间里，只点亮靠墙边书桌上的一盏台灯。整个屋子沉浸在昏黄的灯光中。桌子右上角靠近窗台的地方放着一叠明信片，正面全是色彩斑斓的油画图案。电脑里传出断断续续的吉他旋律，沙哑的女声像回声般反复吟唱那句“starry starry night”，陈盈的影子映在未被亚麻窗帘遮起的那半边玻璃窗上。她使劲敲打键盘，快速排出一行行字。在不知不觉间她开始为画家辩白，即使明知他已经去世一个多世纪，“作为一个贫困潦倒不受人赏识的无名画家，他还能给予喜欢的人更贵重的礼物吗？”
写到一半，她抬头注意到玻璃上挂满水珠，外面又下着绵绵细雨，阳台栏杆的边缘挂起一排雨滴。隔壁房间传来爽朗的笑声，映在拐角墙上晃动着影影绰绰的光。她想起荷兰作家诺特博姆关于祖国领土的言论，他认为只需搭一小时顺风车就可抵达荷兰边境探访另一个国度。这是他的叹息。陈盈在丹麦也听到约翰有类似的叹息。她记得那时约翰刚刚自豪地介绍过丹麦历史名人，然后就转移到这个话题。他哀叹自己的国家只有六百万人口，鼓励生育的政府计划收效甚微。
她生长的城市仅常驻人口已达到两千万，再加上流动人口，恐怕会超过四千万。但在这个如此热闹的地方，她却很难见到朋友。仅有的几个不是时间排不开，就是相距太远，每次为见面在路上花的时间远远超过约会本身。本应作为减压的清谈，变得像赶集般紧迫，所有兴致荡然全无，只得放弃，换用电话或其他互联网方式沟通。最后她连这种交流办法也舍弃了，改成在能看得见的地方留言。写下想说的话，然后转身投入陌生的人流，用浪费的时光换来金钱作为补偿。
“对于个人来讲，也许国家的大小和人口多少与生活并不相干。无论怎样的人生，都须独自面对，在无法掌控之时，唯有坚定前行。”
她写下这些话算是邮件结尾。发送过后，她打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夹着书签的那一章接着读，直到眼睛困得睁不开。楼下大厅里传出布鲁斯音乐，断断续续的。她起身确认房间门都已锁好，顺手把当天早晨收到的名片扔进垃圾桶里。
她安静地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早动身去海牙。宾馆里上白班的工作人员刚刚到岗，她在餐厅里随便用凉牛奶沏了碗麦片，拿勺子将草莓酱涂在面包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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