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时刻在学习的顶级官僚，马周的智力是无可挑剔的，黄门侍郎刘洎在马周的指点下，发了一篇《约束藩王论》。
一时间，引起了宗室的极大反弹，乃至到各路洛阳新贵及玄武门元谋功臣，都觉得这未必就是要“约束藩王”，大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不是要搞“大约束”？
封建帝国的京城，天然地成为最没有“王法”的地方，这里维持社会运转维系人际交往的准绳，只看靠山大不大，背景厚不厚。自兴建洛阳宫至今，数年光景，洛阳从原先的东都，已经恢复生产再度繁荣，累积囤聚的财富，无数权贵在垂涎。
旧年一栋南城的宅院，那值个什么？随便一个淮扬大商，买了就是买了。到如今，却是天翻地覆，南城那些房东，只是用来做“客舍”，旬日收一回租金，一年下来，就能赚出以往一代人的财富。
这是难以理解也难以想象的。
刘洎的《约束藩王论》，其底气来源于侍中马周，而马周自东宫起家，从来都是要约束藩王，震慑宗室的。
皇族大多不事生产，不拘是经济军事，通晓一二者屈指可数，泛泛如豚彘者，却多不胜数。
又因为天然地有个好光环，导致那些底气不足的事务官，不得不选择妥协、包庇、纵容，乃至越发不堪。
倘若还是“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马周并不会如此，事情点在约束藩王上，也就到此为止。但是当今世上，一个农户一年所得，是远远不如新南市任何一个工人哪怕是学徒工的。
新南市在早起经历了疯狂的恶性竞争、暴力冲突的野蛮对抗期后，在“有识之士”的斡旋下，逐渐趋于平静。又因为优质工人的价值一步步提高，社会的普遍道德评判，又是基于“士农工商”四等，于是竟然是发展出了相当怪异的“百工行会”。
“百工行会”并非是什么香堂会水的组织，它诞生的那一刻，就有着官方介入的背景。朝廷一面要从商人手中“收税”，一面又要防止“收买人心”的巨富，而震慑巨富的方式，朝廷是双管齐下的。
首先自然是“富不与官斗”的权大于钱，其次，则是“以民为本”的统治基调，让基层官僚以“父母官”的身份，站在“百工行会”的一侧，去要挟威慑巨富大商。
官商勾结虽然依旧存在，商人巨富依然可以收买那些底层官僚，但“先进”的审计官僚进入体制的同时，和商人打交道的官僚们升官发财的权重，却并非来源于商人的支持，这就稍稍地保证了工商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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