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现在的沧桑感,而充满了奢华的贵气。片子里的拍摄场景,我们都很熟悉,连搭建的布景,都与我们现在在红楼搭的非常类似。我数了一下片中的主要角色,竟然与我们的本子一般无二,再往下看,纪录片记录了几个拍摄的片段,从故事上推测,应该也与我们的本子很接近。
吴摄影这几天一直在找机位,而那几个机位总引起镇魂铃的共振,这件事我没有和任何人讲过,而纪录片里恰好拍摄了剧组架设机位的过程和位置,我仔细辨认了一下,正是吴摄影最终确认的机位。当然,受制于场地条件,导演和摄影师也许会英雄所见略同,但每一个机位都一致,这太令人匪夷所思了。
程曼琳的关注点显然和我不同,但看着看着,她忽然情不自禁的尖叫了一声。
在我耳边,程曼琳低声问道,“常叔,刚才拍的那一段你注意没有?剧组的道具在用木头雕刻一个木制的人手,一个很苍老的老人的人手,然后把它安在了二楼的一扇门上。这个人手,小叶给我说过,她在拍摄中出现过幻觉,觉得门把手变成一只真的手,不就是这个场景吗?”
我转过身,请我那朋友把胶片倒回去,仔细又看了一遍。人手的雕刻,上色,安装在门上,拍的非常仔细,没漏过任何一个细节,而一个叼着烟斗的消瘦中年男人,站在旁边,指导着安放机位,又给一个女演员讲着如何去摸那个把手。我忽然想起,高主编曾说过他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成了一个剧组的演员,而剧组里的导演似乎就是这个叼烟斗的中年人。
我凑到荧幕前,对着画面又仔细端详起来。我那朋友在我身后,缓缓地说道:“老常,这个叼烟斗的人,如果我没有猜错,应该就是徐维邦了。你不太了解电影史,徐维邦这个导演可以说开创了中国恐怖电影的先河,他的《夜半歌声》据说当年在北平、上海放映时,万人空巷,还吓死过人。”
朋友把放映暂停下来,定格在徐维邦的画面上。程曼琳缓缓地站起身,目光也没有离开银幕,缓缓地说道:“徐维邦导演我知道,解放后他到了香港,在香港还拍了几部电影,对香港的电影人有很大的影响。后来是出了车祸去世了,好像不到六十岁。”
朋友叹了口气,接着说:“程小姐说的很对,徐导是画家出身,刘海粟的得意弟子,半路出家搞的电影,所以他的画面构图、灯光都非常讲究,喜欢用非常冷的色调,他的电影,在那个时代绝对是独树一帜的。好像中国的影院设置观众入场年龄,也是从徐导开始的。其实他的电影表面是恐怖片,但本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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