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取利的小计，或能壮成兴通地方的大事。届时便远非臣府员寥寥几众能够操持，上达天听，事业毕陈，也是必然之计。”
武则天听到这话后则皱起了眉头，口中喃喃道：“国计之重，哪里是草野庶计能轻易干扰！你一家谋事，趁便得利也就罢了，无须漫言什么兴通地方的大谋。商贾诸事，裨益国计本就有限，若再以制令分发便利，使人皆趋此，肋下无挟一物，岁尽获利巨万，耕织本业又置何处？”
讲到这里，她又抬眼认真看了看李潼，并继续说道：“飞钱票取，则财不离境，各地积铜囤绢，则难免财雄势壮……”
李潼闻言后，心里不免一突，然后便觉得他奶奶这警惕性也实在太高了。
中枢与地方的矛盾可谓是由来已久，源远流长。自从秦皇一统、结束周世封建，这个问题便一直存在。中枢强则集权，地方强则割据。
大唐立国以来，奉行的仍是关中本位，不愿给予地方太大的权柄。高宗时期为了摆脱关陇权门钳制而经营河洛，但一直到如今的武周，两京仍然是帝国绝对的核心。无论是在政令实施还是在人才选举，也都重两京而轻地方。
武则天临朝以来，两场规模颇大的叛乱，也都是由地方发起，所以对于事权下放当然要更加警惕。
中唐之际，飞钱所以产生，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因就在于中央与地方在财权方面的互不相让。
中央不愿让钱流入地方，地方当然也不愿将钱输往中央，于是飞钱便承担了桥梁作用，既不损害基本的交流往来，各自还能搂住钱不松手。
至于说促进商业的发展、刺激商品的流通，那更多的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原因。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统治者巴不得生民庄稼一样扎根乡土、了此一生，割了一茬还有下一茬。
至于说单纯的为了商贾们行商便利而制定什么惠民政令，那纯熟想多了，哪怕武则天她爸爸本身就是一个商贾出身。不要说这种跨地域、大范围的商事活动，就算是两京市井之间，也是规令重重，管制的非常严格。
听到武则天言语里对此计有些不以为然，甚至隐隐警惕，李潼也担心会由这件事上升到对他这个人的看法，怀疑他借蜀中环山闭塞的地理环境聚钱囤货。
于是他连忙解释道：“飞钱往来，看似两地俱财不出境，实则还是有不同。蜀中人事所需远不及两京之量，商贾贪此货利，不辞艰险劳远输货于外，往年无有飞钱之便，输货是一苦，入钱又是一苦。如今钱物不需再劳远输送，只以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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