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一直以复古、保守著称，言必称三代，行必依古礼，但这只是表面文章，实质上儒学最善变，是诸子百家中最能紧跟时代变化的，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董仲舒，一直在调整、扩充儒学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只是他们嘴上不肯承认罢了。
汉末是经学衰落的时代，原本就有变更的内在需求。新政推行于中原和江东，不管经济还是思想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向来以帝王师自居的儒门不可能无动于衷，最先做出了反应，最积极的就是江东人，尤其是吴郡人。
作为吴郡郡学堂祭酒，陆康当仁不让。面对孙策的垂询，他抛出了酝酿已久的新的义利学说。
义（義）者宜也，从我从羊。
羊者，祥也，引申为善、美，与利有重合之处。从本质上来说，儒家并不反对利，只是反对不义之利，到了孟子时代，矫枉过正，义与利的对立越来越严重，这才显得儒家迂阔，不近人情，进而发展为虚伪。可是作为一门政治哲学，儒学不会也不可能无视利的价值。小到家族，大到国家，要想正常动转，不可能不注重利。只不过儒家追求的是公利、大利，希望稳定发展，长治久安，而不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意愿是好的，眼光也是有的，只是儒家过于强调道德，强调公利、大利，忽视了小利、私利，反而造就了一批心口不一的伪君子。
所以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儒学稳定有功，发展则无能为力，自身也逐渐被皇权驯服，僵化保守，失去了活力，成了阻碍历史进步的障碍。
好在汉代经学衰落还只是第一个周期，虽然遇到了麻烦，精气神还在，还有自我革新的能力和勇气。
陆康的观点很复杂，引经据典，说得孙策有点晕，但概括起来其实也简单：要根据新的经济形势调整义的概念和标准，强化德育，避免官民唯利是图。比如说，工匠、商人都变成了士，不能再像以前一样视他们为贱役，就应该以士的标准来要求他们，而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尊重他们。
他们要想获得尊重，首先应该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值得受人尊重。自由也好，尊重也罢，都是有限制条件的，没有限制的自由和尊重只会造成混乱，公利、私利皆无法得到保证，自然也就谈不上长治久安。
陆康最后总结说：无论是君子还是庶民，皆当有所敬，有所畏，否则就和浮屠道一样，万物皆空，无君无父，家既不家，国亦不国。
孙策不完全赞同陆康的建议——根本原因是没有完全听懂——但是对调整原则表示认可。这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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