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素合成工作提名诺贝尔奖。稍后，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也写信给生化所所长王应睐，请他推荐诺贝尔化学奖金候选人名单。
这一次，中国人终于凭借人工合成胰岛素正式“申诺”了。但最后却意外落选，震惊国人。
当时，“歧视说”“时机已过说”等一度甚嚣尘上。可在熊卫民看来，中国的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虽然获得了国内外多个重要奖项，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自信心，也得到了非常有份量的中间成果，但最后成果，在学术创新、工具方法的进展、经济效益等方面都未必达到了获诺贝尔奖的程度。
也许，那一次拆合胰岛素的中间成果，确实已是中国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中，最接近诺奖的一次。
总结
据熊卫民研究，得到和中国类似成果，“战成平手”的卡佐亚尼斯和查恩，不过是美国、德国的两位非一流教授，他们到晚年都不曾获得过国家科学院院士之类的学术地位，且是个人自由进行研究；而我国参与了这项工作的邹承鲁、王应睐、汪猷等人不但是院士，且享有国际声誉，国家层面还花费上百万资金支持，最终却换来一个令人叹惋的结果。
为什么把很多优秀学者加到一起，在不计成本的情况，仍然只是基本与国外的一两位并不是特别突出的个人战成平手？熊卫民想，恐怕关键还是在于体制：计划体制固然存在集中资源攻坚的优势，但在实践中，这种优势往往会被官僚主义所带来的劣势所超过。
科研工作，到底应“官营研究”还是“自由探索”？科学上的事情究竟该由行政人员做主，还是该由科学家做主？历史无法假设，但在熊卫民看来，这些命题仍是这段历史给后人留下的最大价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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