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出她很难过。
为他们采血并当场做了快速检测后，丈夫的两次快检结果均为阳性，妻子为阴性。妻子当场就哭了起来，眼泪一直往下掉，但人却不出声。她不去擦眼泪，手还挽着丈夫的胳膊。
我本以为她是庆幸自己没感染而激动，但她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我该怎么照顾他？他要好好地活着，我还要给他生孩子。这一下把我也给说哭了。
如今，这位妻子在青岛当地疾控和医院的指导下怀孕产子，母子均平安。丈夫给我送来了象征喜庆的红皮鸡蛋，说他们两口子商量好了，让我做孩子的干爹。
其实那几年，我压力挺大的。“艾滋检测”这件事，跟我在医院的本职工作“冲突”越来越大了。
我们医生工作起来没有上班下班。通常下了手术台、查房之后，时间就靠自己安排。一般有不少病历要写，还要接待病人的咨询。但我在这家医院工作几个月后，就把重心放在了“艾滋检测”上。
那时，我下了手术、查了房，就溜回来，给“同志”服务。医院觉得我是不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兼职？开始“监督”我。我以为自己神不知鬼不觉，其实很容易被发现。每天别的医生护士们都在一起，就少了我，能不被“抓”嘛！加上我总是写不完病历，领导就找我谈话，要我“收收心，别不务正业。”
这样的压力下，我和几个年轻的同事说了实话，“我自发成立了一个草根组织。”“什么叫草根组织？”“就是公益组织。”“那你做什么？”“做艾滋病。”“你是不是吃饱了撑了没事干？养老助残你不干，干个艾滋病。”
不怪他们，连我租的“‘同志’活动中心”的隔壁大爷，也觉得我有问题。老大爷不知道自己隔壁住了什么人，但看到每天很多陌生人、基本上都是男人进进出出，于是频繁地找物业，说我扰民。
物业第一次找上门来，并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事情。但我决定去和隔壁大爷说清楚。没想到，大爷只是把门开了一条十公分的缝，不等我开口，客客气气又十分不耐烦地说，“你有什么事，就去和物业说。”说完就关上了门。这可给我气坏了，但又拿他没办法。
后来，有志愿者在世界艾滋病日时把象征着“艾滋病”的小红丝带贴到了门外的LOGO上。那时我们已经有了名字，叫做“青同社区”。物业一看，这还了得，急忙跑来让我写承诺书，保证不会给小区带来不好的影响。
从那时候起，我坚定了一定要正规发展的决心。于是，我进行了民政注册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