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在吴臣之后，长沙王一脉还经历了三世王吴回、四世王吴右、五世王吴差，直到五世长沙王吴差绝嗣，长沙国才被汉室收回，并进入了宗亲为王的新时代。
这，也正是佐吏想要告诉大家的东西——在‘异姓诸侯为原罪’的汉初，长沙王吴氏一脉，为何能成为唯一一家不受长安中央忌惮得异姓诸侯？
答案，就在佐吏对长沙王吴氏一脉最开始的那句描述：长沙王吴氏，是吴王夫差的嫡系后裔。
汉室初，华夏文明才刚进入封建大一统时代，长江以南的地区大都还未开发；而没有开发，就意味着明智相对愚昧、社会风气相对更为传统。
而在彼时的五岭南北，即岭北的长沙、衡山等地，以及岭南的百越之地，‘社会风气相对更为传统’，值得便是对先祖的盲目尊崇。
在中原地区已经初步脱离‘血统论’的时间节点，彼时的吴人、越人这两个群体，却依旧还沉寂在对血统论的盲目尊崇；
由秦南海都尉赵佗实际掌控的南越，越人普遍以越王勾践为自己的先祖，并因此而自诩为‘贵胄之后’；而长沙国，以及衡山、九江两郡所组成的淮南国，吴人群体也有样学样，以‘夫差后裔’自居。
这种情况，在地缘更靠南的长沙国最甚，相对靠北的衡山郡则较轻，最靠北的九江最轻，这也与佐吏先前说的‘长江以南还没有开发’的说法一致——过了长江越靠南，开发程度就越地，百姓的思想就越落后，对血统论的尊崇就愈发强烈。
而吴氏一脉成为长沙王，甚至得以顺顺利利传延五世，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对于自立为南越王的赵佗，以及其所成立的南越割据政权，汉室的态度，其实一直都很纠结。
因为相较于文化、传承、价值完全不同的北蛮匈奴，赵佗掌控下的南越，在春秋之时本就是越国境内，严格意义上来讲，也属于华夏文化圈的一份子，只是相较于中原列国更偏了些。
再加上割据南越之后，赵佗在百越之地通过联姻、教化等方式，使得原本生产力落后，甚至还未从刀耕火种的奴隶主时期完全走出的百越之民，有了很高程度的汉化。
所以，汉室鼎立之初，对于南越，长安中央始终无法界定其究竟是‘外蛮’，还是‘内贼’。
再加上汉室初糟糕的中央财政状况，以及关东异姓诸侯、北方匈奴等因素造成的内外威胁，相对没那么迫切的南越，也就被长安中央暂且搁置。
即便赵佗每逢有事都跳出来悍然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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