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人与轻骑兵》中，被提及最多的一个文本除了文天祥的《正气歌》以外，大概就是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或许与小说中的另一些文本相比，它谈不上“伟大”，但也不失为一部值得阅读的作品。小说创作过程中，我其实也在不断重读《麦田里的守望者》。它既提供了灵感，也成为了我的小说想要重写的对象（虽然它没有像萨特的《墙》一样已成为了文本的组成部分）。我在写什么？一个中国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吗？我有过这样的念头。
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国家会把《麦田里的守望者》划为“儿童文学”。它既非儿童视角下的叙述，叙述者的语言也有些“少儿不宜”。在解读或研究这个文本时，向来会强调它特有的时代背景与文化语境——二战后的美国、青少年的彷徨与迷茫。而当下部分国内研究通过心理创伤这一视角切入小说，将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熔炼到塞林格笔下具体的人的心理与行为当中。
塞林格的小说自然是能反映这些时代特征的。但剥除这些历史与文化的外衣后，我们仍能从霍尔顿这一角色身上看到普遍性，它不囿于国家、民族、时代，会是任何国族的少年儿童可能面对的问题。小说所叙述的童年创伤与心理问题在当下中国是有很大关注必要的。近年以来，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频发，抑郁症、自杀的“年轻化”是极其沉重的事实。而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仍然缺少对这一问题的书写，甚至避而不谈、自我阉割，缺少面对现实的勇气与能力。鲁迅先生批评国民性，认为中国人喜欢瞒和骗，那么，是不是我们的部分儿童文学作品也在教育和成长的过程中充当瞒和骗的手段与工具呢？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霍尔顿虽看上去是个“问题少年”，叛逆无比，内心却又十分单纯，愤世嫉俗，厌恶成人世界的虚伪，想要成为保护孩子世界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童年创伤是霍尔顿性格的重要成因。大量的论文发掘了霍尔顿所处时代的特征，但对他个人的经历关注较少。从童年创伤的角度上看，弟弟艾里的去世才是霍尔顿行为表现的根本成因。“问题少年”之所以出现那么多“问题”，并不能只归咎于宏大的社会环境与教育体制，同龄亲人的过早离世以及父母对他的忽视对少年儿童的打击远胜过他们并不能真正接触多少的社会。我们可以看到，霍尔顿在家里的地位是相当边缘化的：哥哥是事业有成的作家和电影编剧，弟弟妹妹也相当聪明可爱，唯有霍尔顿好像是个一事无成又不听话的害群之马，除了语文外其他科目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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