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翁文灏则挂一个虚名，依然回北平，主持他的地质调查所。不久，南京政府又在不征求他意见的情况下，宣布他为教育部长。翁文灏又以“丁忧”（为继母守孝）为借口而坚辞不就。
翁文灏尽管挂了职，但在这一大帮知识名流中，翁文灏的仕途意识恐怕是最淡的。他毕竟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不再像传统士大夫那样，将自己的安身立命完全寄托于治国平天下的狭隘仕途。科学救国，同样是他的理想，同样可以作为安身立命之所在。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1934年春节，翁文灏在浙江武康境内遭遇车祸，蒋闻报，当即命令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并一面调派名医，一面将其家属接来照顾，终于将他从死神那里夺了回来。在庐山讲学时的“知遇之恩”上，如今又加了一层“救命之恩”。翁文灏不可能是那种知恩而不报的人。于是，当蒋再次邀他在学者如云的“人才内阁”中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时，翁文灏无法再推托。1935年翁文灏正式入京，弃学从政，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
经济部在渝之初，正遇政府西移。这一时期的任务，重点在于组织中国沿海工业和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开发与建设。1938年1月经济部拟订的《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明确规定新的工业基地“其地域以四川、云南、贵州、湘西为主”。并组织了4条迁移路线：一是沿长江入川；二是循湘水至湖南，或进而至桂林；三是经常德沅江入湘西或进而再入桂、入黔、入川；四是由陆地辗转赴陕。据1938年底统计，经第一途径迁移的厂矿有134家，机件32328吨，经第二、三两途径迁移的118家，机件5913吨，经第四途径迁移的有20家，机件1011吨。
内迁厂矿的目的地，最终以四川为主，特别是重庆。至1940年，翁文灏领导下的经济部共协助政府内迁厂矿448家，机器材料70900吨。其中四川占内迁厂数的57%，而重庆的有243家，占内迁厂数的54%，占迁川厂数的93%。而且这些厂矿除少数在迁移中途失事，机器损失，或与其他同类性质的厂矿合并开工外，完全复工的已达内迁总数的70%以上，使大后方经济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免于最后崩溃，从而一定程度上支持或支撑了抗战局面。
随着国府重心的迁移，全国的金融业纷纷向陪都重庆集中。
其中，四大家族操控的国四行为——
中央银行，实际控制人——蒋
中国银行，实际控制人——宋子文
交通银行，实际控制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