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皆集于一身,“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贡献不入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没有终止。
第三,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起义,形成唐中叶农民起义的*。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所谓“靡室靡农,皆籍其谷,无衣无褐,亦调其庸”。唐宪宗元和年间,江南八道一百四十万户农民,要负担唐朝八十三万军队的全部粮饷,所以“率以两户资一兵,其它水旱所损,征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起义,代宗一朝,“群盗蜂轶,连陷县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起义,同年的浙西方清起义,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起义,舒州杨昭起义,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起义等等。这些起义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第四,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此后,吐蕃进一步深入,唐政权连长安城也保不稳了。唐王朝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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