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要对大明万民负责，因为皇帝、朝廷的权力来源於万民，不对万民负责，会被万民所推翻；
而势要豪右、富商巨贾他们效忠的对象，既不是皇帝，也不是大明万民，他们昨天、
今天、明天，都只会完全效忠於金钱。
势要豪右、富商巨贾这两个集体，他们是天然的金钱代理人。
而金钱对代理人的天然要求就是：实现最大化增殖、最快繁衍，以最快速度增加金钱，如果慢於他人，那麽金钱就会立刻转移到他人的手中。
为了最大化的增殖，金钱的代理人，就必须抛弃一切不符合这一要求的价值观、道德观。
这就诞生了根本性的、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从两个方面诞生。
第一是分配，朝廷必须要让南粮银北上、让北煤南下，为了弥补大明各地发展不均衡就要对内陆地区进行转移性质的大笔投入，比如开封到嘉峪关的驰道、绥远驰道、京吉驰道；
朝廷在做分配时，就必须偏向占据多数的穷民苦力，而非势要豪右。
比如丁亥学制、薪裁所，比如让穷民苦力都变成中人之家的叙事，大明朝万万年？大明朝亿亿年！能吃饱饭，谁愿意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朝廷的甲兵作对？
而势要豪右、富商巨贾认为自己花费了大笔的金钱，开办工坊、机械工坊，应该在生产端占据主要的分配，而出海搏命地获得了财富，朝廷却轻而易举的拿走，分配给了穷民苦力，白花花的银子，都散给了穷人，这不是作孽吗？
势豪、商贾会这麽想，非常的正常，因为他们认为承担了更多额外的风险，而不是更加认可劳动赋予了自然价值这一叙事，因为金钱催逼他们抛弃这一叙事，抛弃道德。
一个简明扼要的例子，松江府薪裁所和势豪、商行爆发了巨大的矛盾冲突。
在六月份的时候，薪裁所用尽了手段，不允许松江府各大工坊无限制的辞退匠人，甚至明文规定，每年辞退匠人的数量不得超过10%，如果高於这一数字，要面临天价罚单，还要接受稽税院的稽查。
一台昇平十一号铁马，可以取代320名织工，也可以取代410名织娘，取代650名码头的力役，而部分棉纺花费重金采买铁马之後，立刻下令辞退匠人，可以说是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的催逼匠人离开，甚至不肯支付本该支付的劳动报酬。
这就是分配上的根本矛盾。
除了分配之外，就是在技术进步上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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