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出力的日本,一方面借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时,大肆扩张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同时还可以趁交战国打得你死我活之际,大做买卖,两下挣钱大发战争财,此时的日本,其实跟美国的处境相似。只是美国后来还大规模出兵欧洲,而日本一小仗打完,从此变成了供应商。
因此,几年下来,日本很是发了些横财。
寺内内阁的藏相胜田主计是这样说的,当时的日本出于战争的缘故,“景象极旺,年年有巨额贸易出超。同时在国际借贷方面,国内金融界出现资金过剩局面,有巨额结算超收,积累了大量硬币,这就危害了外汇资金交流。
长此放任下去,将使经济严重失调,其结果难保不引起国民经济前途堪忧虑的局面”。为了解决过剩资金的出路,日本只有两条可走,一是加紧对外投资,另一条就是赢利性的借贷。显然,在这种借贷,不仅可以算经济账,更可以算政治账。
这种以借款为标志的怀柔政策,其背后隐藏着非常险恶的用心。
用西原自己的话来说,借款是要为中日关系打下一个共同的经济基础。即通过大量的日元借款,注入中国的国家银行诸如交通银行,通过帮助中国整顿金融,改革币制,逐步实现“日中货币混合”,甚至最终“以保护资金为名”,实现日军派宪兵驻守中国国家银行。即不仅在资金上,而且通过军事控制,从根本上掌握中国的金融,进而控制整个中国国家的命脉。
寺内正毅曾得意地说,通过西原借款,日本所攫取的政治、经济特权“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
西原借款,据他自己统计,在寺内内阁期间,日本对华借款500万以上一笔的借款,累计达21000万多,而西原经手的,占一半以上,一共有8项:
交通银行借款两次,一次500万日元,一次2000万日元;
有线电信借款2000万日元;吉会铁路借款1000万日元;
黑龙江吉林金矿森林借款3000万日元;
满蒙四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
山东济顺、徐高二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
参战借款2000万日元。合计14500万日元。
除了西原自己开列的这些项目之外,寺内政|府对华最大额的借款,就是跟参战借款相关的军械借款,计32081548日元。甚至可以这样说,寺内政|府对华政策的改变,以及各项政策的具体指向,大体上都可以在这些借款上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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