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
如何了得？
清朝错过了最关键时期的雍正，人亡政息。
大宋错过了最关键时期的范仲淹，错过了整肃吏治最好的阶段。
江逸叹了口气，历史很多时候就是这么无奈。
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做了一件小事，就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走向。
一个厉害的人分明做了些轰轰烈烈的大事，最终却还是被历史洪流吞没。
大概，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多了，人们才有了生不逢时这个遗憾。
出现的时间、碰到的人、遇到的事情、个人能做的事情，都很关键，似乎一旦有哪里出了偏差，就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要知道，范仲淹在历史上，整顿官僚机构的六项措施，对整个大宋的病根而言，只不过是个极其微小的改革。
至于它的其它四项，如“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摇役”等，更谈不上是彻底的改革。
可哪怕只是这样，在庆历新政的“十事”宣布之后，“修武备”一项就因众多大臣反对而取消。
修武备，是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
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间来务农，再花一个季度的时间来教练战斗，寓兵于农，既可省下给养之费，还可以发展农业，鼓励农桑。
可惜，这事没能落实。
其它各项同样如此，虽然从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就开始推行了，但也没办法贯彻下去。
仅仅只是这样一点微弱的改革，当时许多官吏就已经认为“规摹阔大，论者以为难行”、“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
最终，庆历新政最后在守旧官吏的激烈反对中，宣告失败。
“先祖，这事怪不得您，您一人之力，又如何敌得过那些世家大族？”
江逸抱不平道：“自古以来，变法除去需要变法强臣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无条件信赖的能君，两者缺一不可，这又岂是您的过错呢？”
“是当今皇帝没有大刀阔斧的决心，是世家的势力太强，但您的变法却是真正可以富民的。”
江逸心念一动，时空之镜上出现了一批正在勤勤恳恳办公的官吏，和之前那些聚在宅院里慵懒散漫的世家官吏形成了鲜明对比。
范仲淹看到这幕，嘴角止不住地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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