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希望，这是一个提高云南路产出，并且获得官家赞赏和提升的机会，苏轼不打算轻松放过。
官家常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为了提升云南路的路治，苏轼已经等待了许久，乞蓝部中的那些房舍就是最好的证明。
为何要修建高大的边墙，为何腾冲军对天竺难民驱而不散？
这一切都是苏轼做的准备，大宋需要廉价生产力，而天竺难民就在这个时候来了，“哭着喊着”便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进入大宋。
上哪找这样的好事去？苏轼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一下便可帮助大宋吸纳数十万的劳动力，同时也可以在乞蓝部创办大量的工厂。
数十万的天竺难民当然有老有少，妇孺皆具，而大宋需要接受天竺难民中的青壮年，那就必须要接受妇孺，否则便是抓壮丁了，传出去后云南路的行为便成为趁火打劫，名声不好。
所以一个巨大的难题是，大宋要想获得天竺难民中的壮劳力，就必须连带着接受他们的家庭。
这是一个难题，但对迫切需要廉价劳动力的云南路和苏轼来说，这些问题也不算什么。
苏轼在上疏赵祯之后便开始了大量的准备，数十万人的安置可不是简单的问题，乞蓝部的当地百姓已经被迁徙走了，留下了一部分的房舍，同时苏轼还命人在那里不断的加盖房舍。
在云南修建房舍简单就好，并不复杂，并且是用来安置天竺难民的，也不需要什么装修和精巧的设计，能够遮风挡雨便可。
但苏轼提出了一个要求，必须要设计成坊里的模样，这是一种城市的防卫制度，在唐时非常流行。
城池之中的居住区带有围墙，有正方形及矩形，大的面积达到八十多公顷，小的也有近三十公顷。有封闭的坊墙，有定时启闭的坊门。
而且夜间实行宵禁，有军队巡逻管制严格。除官员以外，天竺难民宵禁之后一律禁止在坊内开门。
苏轼已经相好，既然进入大宋的土地，并且大宋也给天竺难民提供了援助，那他们就要接受大宋的管理，入籍大宋是没有可能，其中涉及太多，百姓，官员，朝堂，甚至是皇帝都可能反对。
这件事情苏轼不敢先斩后奏，承认的事情就是承认了，再反悔的话就是丢大宋的脸，让大宋难堪。
苏轼的决定是正确的，大宋的百姓极为讨厌天竺人，这些人在一开始袭击大宋的商队，虽然是受到了高等姓的指使，但这些人的为虎作伥更是让大宋百姓愤怒。
而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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