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用的，是分散的。
若是在秦朝便有了系统的中医体系，把高明的医术和医书传承下去，每一代人都是在做添砖加瓦的工作，而不是重新总结，那结果便会完全不同。
匠人精神虽好，但却在很多时候是古人自己的事情，在国家朝廷层面却很少去花心思，好似只有一样东西是在朝堂和国家层面才会去系统认真去做的，那就是儒学。
在儒学的发展和应用上历代王朝“不懈努力”，即便是外族统治的华夏也是崇拜有嘉，非要把圣人之言总结个头头是道，非要把简单的话研究的花样百出！
而事实上呢？圣人之言有的时候很简单，就是在表达本来的意思，越是过多的解释，荒谬的地方便越多，这也是为何后世儒家经典变成满纸荒唐言的原因。
圣人之言是表达当下的意思，你非要去过多的解读，只能得到错误的答案，历代王朝对儒家的研究越“深刻”反而得到的错误便越多。
因为学问是要灵活使用的，就像是逻辑思维一样，只是一种方式，做人做事的方式！
而技术则完全不一样，格物是圣人提出的东西，讲究便是不断的研究事物的本质以获得知识和真理，但它却被束之高阁，成为一句“格物致知”的口头禅。
文人知道格物致知，但却不知道它存在于世间的各个角落，人们只知四时交替，却不知为何会有春夏秋冬，人们知道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却不知为何会有如此变化。
如此一来“格物致知”岂不可笑？
但这一切到了大宋，到了赵祯统治的时代却不一样了，格物被彻底的划分出来，被明确的列为一个科目，与儒家经典的地位不相上下，赵祯甚甚至在不断的努力，让它超越儒家经典的存在。
为何？
因为格物在不断的变化，在变化中给人带来各种各样的利益和好处，这些是能用肉眼看见的东西。
还有别的问题吗？
当然有，赵祯两世为人发现了另一个致命的缺点，因为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东西方之间的不同！
儒家经典对人的要求往往是守礼，上下尊卑分的明明白白，西汉的董仲舒以一人之力把华夏按在一个框架之中数千年，三纲五常便成为了华夏甚至是周边王朝的志高准则。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一出，人们便在框架中不断的打转，并非是这三纲不好，而是它的约束性太强。
规矩被人视作比性命还重要的东西，进而延伸到了所有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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