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祯制定的政策下，大宋的每一寸土地都要发挥着强大的作用，财政赋税，人才培养，粮食矿产等等这些都需要人土地和人口才能实现。
赵祯一直奉行土地为先，百姓为先的政策，有了土地才会有人来开发利用，有了人才能给朝廷缴纳赋税和培养人才，有了人大宋才会有士兵。
于是乎韩琦便和张玉骞两人“搭班子”共同完成这项艰巨的历史任务，张玉骞以大同府的财税作为购买物资的基础，加上三司拨款的十万贯共计五十万贯。
这五十万贯不光要购买吃穿用度，还有成药，马车，劳役等等。
十万人的归义百姓平均算下来一个人要用掉大宋五贯钱的支出！但这五十万贯在韩琦和张玉骞看来却即为划算，五十万贯算什么，不过是大同府一年商税的百分之一，而十万百姓，尤其是从辽朝归义的十万百姓却是花钱也买不到的！
这对辽朝是一记重创，使得辽人在心理上对大宋的恐惧深入骨髓，也让他们看到其实不用和大宋拼得你死我活还有另一条出路，这条出路便是归附大宋。
无意之中，一个醉汉的酒后疯话成为一场心理战的开始，赵祯不无感叹命运的神奇，谁能想到居然是一个醉汉书写的历史？
赵祯派人仔细查过，那个醉汉和大宋没有关系，和黑手皇城司更没有关系，真的只是机缘巧合之下说的话而已，而他的这句话一下打破了辽人的心理防线，先是汉人，再接着是契丹人纷纷涌入大同府。
其实这些归义百姓的到来并没有给大同府多少的冲击，反而使得大同府的经济再度繁荣起来，这些人都是和要吃饭睡觉的吧？朝廷出钱安置他们，那这些钱最后还是要到商贾和百姓手中。
最后再通过大同府的税官流回一部分到朝廷手中，其实这次大同府安置归义百姓根本就没有用掉五十万贯，而是三十万贯左右，但效果……惊人的好！
蔡伯俙在北京道积极的筹办安置这些流民的措施，在他的眼中，只要是失去自己土地的人都算是流民，至于他们是不是归义，那就要看在北京道是否老实了。
北京道的建设需要大量的人手，而这十万百姓的归附自然也是强大的生产力量，若是不好好利用实在可惜，蔡伯俙绝不会放弃这次机会，甚至情愿贴钱也要把这些人安置在北京道。
十万人看似很多，可在北京道几十个州府之中便显得并没有多少，一个州府最多吸纳五千人便算是顶天的了，而这五千人还包括老弱妇孺，但在整个北京道却是一股不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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