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官员尚怀有国家大义，这些人
很不满意清政府的懦弱胆怯，紛纷上奏分析利弊，指出法国不足畏惧，满清政府仍应堅持助派兵入越抗法的正确决策。
如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佩纶提出:“
中国确实很贫穷，法国也不是十分富裕，现在双方主客形势变化，中国占有地理优势，这个时候朝廷尚且怯惴不安，游犹豫不决，不敢做出果断决策，等到藩属国安南被法国人攻灭，幸存的如朝鲜等国家必然对列强心生畏惧，与朝廷离心，实在是铸为大错，悔之已晚。”
他还指出，梅东兴等人虽然早年起义造反，但是他们到了安南以后，不再与满清朝廷为敌，也没有回到大陆地区从事叛乱活动，现在满清国事艰难，国家不宜多树强敌，应该主动与汉国修补关系，放弃一直敌视海外华人的政策。
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嵩奏称:中国如不敢抗法，则连梅东兴所部不如，
“梅东兴所部早年不过太平军一残部，带领数数千流民、青壮，驰檄文，败敌将，法国人行迹狼狈，被梅东兴所部分割包围在几个孤立据点，进退两难，而堂堂天朝上国，诸多文武大臣以老成持重为托词，不敢出兵与法国人交战，虽然表面有说辞来应对安南政府，但是怯弱畏惧至此，难道不怕亿兆国民和太平军余部耻笑吗？”
主战派官员的建议，毫不意外的遭到清政府的驳回，而像唐景嵩一样，在奏折中言行过激的官员，则以不体朝廷苦心，思虑不当的说法，遭受一番训斥后，以考察安南局势的名义，发配到局势危机的北坂地区，任其自生自灭。
满清政府对外屈膝退让，对内残暴压迫的本质，在镇压太平军起义后的几十年中，越来越显露无疑，先是在远东方向步步退让，致使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沙皇俄国吞并，接着小小日本也上来打脸，
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随后满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北京和约》，和约规定，清政府以“抚恤”及支付“修道、建房”费用为名向日本侵略者赔偿50万两白银，同时，
和约中竟有“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出兵乃为“保民义举，清国不指以为不是”的自欺欺人之语。
稍后几年，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群岛，满清政府未言一语，于当时的满清政府而言，本土的官兵刚刚经历国内战争，有一定的战斗力，而日本方面实行维新改革不过几年时间，如果两方交战，日本必败无疑，结果满清政府尚且不敢出兵应战，其懦弱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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