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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数了数共九个书架，从头排到尾。我忽然冒出一个很奇怪的想法：难道这档案馆的“九号“却是因此而得？
我和钟山龙把那两个箱子放到了一边，然后他对我说：“这些资料啊，全都是文革那会儿的，除去1966年没有，1967到1976年间考古的档案大大小小都在这儿，从那边开始一年一年排下来的，一共九年的。你想知道的，应该都这儿。”
“文革时候的？”我心里一惊。
“唉，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你从第三个开始找，很明显很好找。”他指着左边第三个书架对我说。
我点了点头，就晃晃荡荡向那个书架走去了，心里却感到万分诧异。我实在猜不出，文革时期，我的父母和姑妈都仅仅不到二十岁，我可能还在地府打酱油。那么，那个时代发生的事又怎么会与半个世纪后的我扯上关系呢？难道是钟山龙想错了？
我边想着就漫不经心的审视过一个个档案袋。由于每个档案袋顶端都夹着一个露出半截的纸条，上面写着记录工作地址，所以一目了然，而且这些考古活动似乎都很复杂，通常几个档案袋连续起来都是一系列连起来的，最多的有十多个。更为奇怪的是，很多看起来收获都比较大，成果重大，但我却都没有听说过。毫不夸张的说，建国以来有点轰动的考古事件我大概都记得，但这些我却都闻所未闻。我不由得想到，这也许是历史的原因。十年动乱，国家领导人都把工作重心投向了治理反革命集团，怕是没有人在考古上“浪费时间”了，所以便将这些档案埋没了。
我看完了整个书架，也就大概看到了十多个不同的考古事件，却没有一个看似与我有关的。我看了看钟山龙，发现他正在把箱子里的一封封档案袋逐一放到书架上，一声不吭，看似很认真，便也不好打扰他，于是我就干脆又查看起了第四个书架，心想即使没有收获也当看看好。
第四个书架上的档案更加蹊跷，从第一二行来看，全都是诸如“南京某某路某某胡同”、“沈阳某某路某某号”这样的民宅地址，完全不同于前一个书架上的范围尺度。反而像是拆迁办的活。我可是很少见到在民宅里考古的，除了古建筑。
我看向了最低端一行，前面四五封都是接着上面一行来的，但当我看到后面那些档案时，却倒吸了一口凉气。
因为那些上面标着：“灯草胡同周氏中医”。
我靠，那是我家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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