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台的长官林昔就不说了，早早被打上近臣的标签，刑部尚书虽非后族一系，却如陶葆仪一样，在严慎看来，是个“冥顽不化”之徒，事实上他之前极尽游说能事，仍不能争取刑部尚书与他一同上谏，现下皇后当众问此二人决议，又怎有奇迹发生？
事态也确如严慎所料，另二位完全不赞同他的见解，并毫不讳言，偏向贺湛是被污篾。
而那些有权以风闻劾事的言官，自然也拿不出实据证明贺湛叛国，这原本就是毁谤，又怎有任何实据？
但大周近五十年来的朝堂，可从未强调过证据，尤其对于叛国、谋逆等大罪，天子一直坚持宁错三千不放一例的“法则”，甚至英宗帝时，谋逆之罪更是成为君帝名正言顺处死“叛臣”的手段，因为这根本不需罪证确凿，只要天子觉得臣公可能谋逆，那么就该当处死。
不过正如十一娘当初不能为贺湛的“贪贿”罪名辩护，严慎也同样不敢悍然主张谋逆不用罪证，因为这无疑是将所有士大夫的生死，送呈执政者任意决断。
严慎作为士大夫其中一员，又怎敢损毁“集体利益”？
说到底，皇后主张按实证判罪，对于绝大多数官员而言，其实是增加了保障。
如冯继峥等等，为何敢于暗中挑衅皇权？其实也是看准了包括韦太后在内的执政人，虽有生杀予夺大权，但仍注重声名。
谋逆大罪，只能用来对付不得不除的障碍，否则执政在位期间，朝臣动辄谋逆，谁都知道是在滥杀无辜，执政者死后，也休想能得好评。
这样或许能够解释，秦二世当年，明明已知天下大乱，却自欺欺人，就是不肯承认地方已经叛逆，反把上报官员以妖言惑众的罪名处死这等变态心理了。
但胡亥毕竟不是常态，连韦太后虽具胡作非为的潜质，终究还是要受礼法所限，就更不说当今帝后了，也便可以想象严慎如若主张“无据可杀”，会引起多少士大夫的斥骂。
十一娘深知林昔，但并不深知刑部尚书，不过因为这样的利害攸关，对于今日这场唇枪舌战，她有七成获胜把握。
但当然会有人助拳严慎，故而当冯继峥举笏出列时，十一娘丝毫不觉意外，甚至产生“这就对了”的感想。
“臣禀皇后，虽未经三司决议，然严寺卿担任主审之职，请谏将嫌犯鞫问审讯并非罪责……”
“本宫何曾说过严寺卿有罪？只是对于严卿目的，稍有狐疑，方加质询，难道冯侍郎认为，本宫没有资格质询刑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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