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的最到位的，就是韩琦，他的不少奏折，有着很鲜明的定海军的风格，从提出问题，到问题的原因，再到解决问题，非常的简明扼要。
实际上，在仁宗接到了韩琦的这个奏折之后，就已经准备提升月俸了，从后唐到仁宗，几乎官职没有多少的变化，零散的修补，反倒是让整个官职体系，有巨大的漏洞，正好这么补一补。
一场由月俸引起的整个官职体系的大改革，开始在北宋轰轰烈烈的展开了，后世到了神宗才开始的官制改革，提前到仁宗，无论是资金状况，还是对朝堂的控制能力，都非常出色的前提下，迅速的得到了讨论通过。
官制体系没有太大的改变，只不过把很多的临时的部门，变成了常规的部门，比如说，铁道局，单独列出来，是独立的一个部门，直接针对中书门下负责，而三司也分出了一些独立的部门，唯一没有多少改变的是枢密院。
在和平时代，钱和权，才是最重要的，军事，那是次要的部分，在没有战事的情况下，没有被重视。
增加的部门众多，更关键的是，官职体系变的更加的明晰，原来虽然有九品到一品的官职体系，可是真正重要的，是七品以上的，县令是一个起点，可是通过调整，特别是北宋越发庞大的体系和管理职能，县令反倒是降级了，降低到了八品，而其他的体系和升级脉络，也开始明晰。
跟这些权利和任务相适应的，则是月俸的大规模的提升，这个提升幅度，主要集中在中低品。
官员的薪俸较低，主要是三品以下的，三品以上可以称之为朝廷高官了，这个延续后唐的体系，他们的薪俸相当的高，一个宰抚，不说其他的收入，爵位，职权，就说宰抚本身，300贯的薪俸，150贯左右的粮食，衣服，绸缎之类的定例，加起来每月就超过了500贯，如果再有几个虚职和爵位，月入2000贯不成问题。
哪怕是汴梁这么高的消费环境，几百贯都足以解决问题，2000贯，真的有些高了的。
韩琦很清楚这一点，他不单单是提升，也有减少，在保证提升幅度不足3成的前提下，促进了整个月俸体系的变化。
在月俸体系改革之后，一般六品以上的京官，他们的月俸可以达到150贯左右，并且对于不同级别的，还有补助，比如说，仆人之类的薪水，可以由朝廷负责，这就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支出的。
同时，整个体系也更加的细致，一部分是月俸，一部分是实物，这些实物都是北宋控制的工厂产出的，既保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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