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林森，剩下的罗兴等四人，是在凌晨五点的时候才离开那间酒吧的。
“确实，所有人都能证实，那晚我们一直到凌晨五点才走，但除了一个人之外。”罗兴说，“那个人，就是我。”
我感到不可思议，“你……提前离开了？”
“不，我没有离开，但我醉倒了。”罗兴说，“所以，实际上，我不知道那晚上究竟有没有人曾经离开——尽管他们全部都可以证实，自己没有离开过。”
说到这里，罗兴眼睛微微收敛起来，脸上尽是怀疑的神色，然后他问我：“我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之后，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唯一的好处是，我有了从未有过的、多到数不清的时间，可以用于胡思乱想。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要是所有的人，都在撒谎呢？他们都说自己没有离开过，并且都可以相互证明……但是，我并没有亲眼看见！如果他们串通好了，趁我醉倒的时间，去杀了林森，然后又编出一致的谎言，令大家都以为，他们谁都没有离开过那家酒吧呢？”
罗兴在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语气显得有些咄咄逼人，在他进入我这间办公室之后，他显出这样的态度，还是第一次。
我一时语塞。
不过，并非是我被罗兴的话所动摇，进而对整个事件产生了另一种怀疑，我只是一时间竟想不到，该如何说服他放弃这样的无谓揣测。
事实上，尽管罗兴说的并不是百分百没有可能性，但是……凡事都要讲究证据。至少到现在为止，我手里还没有任何可以支持罗兴的怀疑的证据，只是凭他单纯的空想，是不可能作为推翻十几位目击证人证词的根据的。更何况，罗兴现在的身份，还是一个处于治疗状态的“被迫害妄想症患者”。
很明显，如果罗兴一直死抱着他那个所谓的“怀疑”不放，他的被迫害妄想症永远都不可能被医院承认痊愈。
“首先，我承认你提出的问题……有非常、非常细微的可能性。”我尽量谨慎用词，希望不要激起罗兴太强烈的反应，“但是，你要知道，这只是你个人的主观臆想，单凭这个，在没有其他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你说服不了我，更别说警察了。”
“证据？”罗兴忽然冷笑起来，“吉先生，我冒昧地问一句：就你从事的这个职业，所处理的事件，其中有多少，是完全凭借证据来解决的?”
这可真有些把我问住了，我想了一想，只能这么解释:“你不能拿我的职业举例。实际上，我绝大多数时候也是根据证据来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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